2018年4月2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湖北省博物馆精品文物展时指出：“荆楚文化是悠久的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地位举足轻重。”开展荆楚文化研究，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重要举措，是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内容，是保护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题中之义。
《荆楚文化史》的出版发行，全方位展现了丰富多彩的荆楚文化。该书由省荆楚文化研究会组织编撰、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中心大力支持，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刘玉堂教授担任总主编，共6卷、近300万字。全书以文化史为主线，依托丰富的历史文献、出土文物、方志、民间文学等材料，充分吸收最新相关研究成果，梳理探索了荆楚文化的历史源头、演进轨迹和卓越成就，完整清晰地展现了荆楚文化的独特魅力。
8月14日，《荆楚文化史》出版研讨会在汉举行，省内外专家学者围绕荆楚文化进行深入研讨，进一步挖掘荆楚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时代价值，传承发扬荆楚文化精髓，为助推中国式现代化湖北实践提供文化支撑和精神动力。
张海鹏
荆楚文化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组成部分
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从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人，到距今约160万年的蓝田人，再到距今约100万年的郧县人……这些考古发现，实证了我国古人类起源和发展有自己独立的体系，有自己的发展序列，在人类发展史上具有指标性意义。在我国，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珠江流域都有古人类遗址的发现。郧县人是长江流域荆楚地区发现的古人类的典型。元谋人、蓝田人、郧县人、北京人、山顶洞人的考古发现，确立中国学者关于人类起源的考古学实证。
荆楚文化是我国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基本组成部分。进入新石器时代晚期，较良渚文化、陶寺文化稍晚阶段，荆楚地区出现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是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的典型代表。夏商时期，比二里头文化稍晚阶段，荆楚地区出现盘龙城文化。这些是与中原文化有互相影响，又有自己特点的文化，逐渐形成独特的荆楚文化。
荆楚地区在往后的历史发展时期，为中华文化贡献了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史学家、革命家以及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著名的领导人。这些使得中华文化更加丰富，更加多彩，更加具有创新性、包容性。
《荆楚文化史》涵括了荆楚地区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以及以后历代的人口结构、民族构成、生活习俗、思想学术、文学艺术、科技发展、教育、宗教信仰等在不同时期的表现，全面揭示了中华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传承和发展，揭示了荆楚文化在中华文化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全书搜集了非常丰富的史料，特别是利用了不少罕见的地方史料，概述了各个历史时期荆楚地区的文化史，是一部学术积淀深厚、为大众欢迎的学术型科普读物，为荆楚文化研究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砥砺奋进，再创新篇。我们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深入研究荆楚文化，研究荆楚文化的起源与发展及其独特个性，研究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流互动关系，研究荆楚文化与中华文化的关系，研究荆楚地区人口大规模移动对文化发展的关系，研究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荆楚地区的文化特征。要把荆楚文化放到中华文化的总体格局中，彰显荆楚文化对中华文化的贡献，阐明荆楚文化的区域性特征。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史学会原会长）
黄朴民
解读中华文明“五个特性”的有益尝试
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五个鲜明而突出的特征。它的起源与发展始终打上了多元一体的深深烙印。如何呈现和解读这些文化精神？则需要通过对有标志性意义的地域文化进行研究和总结，才能加以准确揭示。《荆楚文化史》在解读与展示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
系统全面地再现了先秦两汉时期荆楚历史文化的整体面貌。众所周知，文化一般由三个层次所组成，物质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荆楚文化史》先秦卷，以“城邑与建筑”“科学与技术”等章节，生动地反映了该时期荆楚地区物质文化发展的突出成就；以“典章与制度”等章节，全面展示了荆楚制度文化建设方面的显著进步；以“思想与学术”“风俗与礼仪”“艺术”“文学”等章节，系统总结了该时期荆楚精神文化打造方面的伟大建树。
为荆楚文化的历史地位作出了正确合理的定位。荆楚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多元”之一元，也可以看成是其“一体”中的主体部分，以荆楚文化为代表的“江汉文明”和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明”，在中华文明架构中是并驾齐驱、双峰并峙的。近些年新发现的出土文献，如郭店楚简、清华简、北大简、上博简、云梦秦简，以及秦汉时期的马王堆帛书、张家山汉简、里约秦简、长沙走马楼吴简等等，无不都是楚地的璀璨瑰宝。可以说，如果缺少了荆楚文化这块拼图，中华文明的历史就会残缺不全。本书对荆楚文化史上的伟大建树和杰出贡献进行系统总结和科学评价，为更好地复原中国古代文化全貌提供了依据，创造了条件。
在学术问题的探讨中，本书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立场，观点与方法，秉持实事求是、辩证思维的态度和原则。在先秦卷中，通过分析盘龙城文化遗址，来考察当时殷商文化的南扩现象，梳理与揭示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可谓别开生面，言之有据。又如，指出“巫”与“医”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的关系，不能拿“迷信”贴标签加以粗暴的否定，而忽略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本质，是先民对人和自然关系的一种认识与探索，属于原始先民的哲学与科学，这种观点颇富新意，有一定的合理性。
研究方法科学严谨，尤其值得肯定的是借助考古学的知识与科学手段。《荆楚文化史》一书充分借鉴和利用新出土发现的考古资料，结合传世文献，积极进入学科的前沿领域，使自己的研究及其相关结论建立在新的学术生态之上。以“先秦卷”为例，在第九章“楚简与楚文化”以及“出土文献与先秦文学”“楚简帛书法”“诉讼和审判制度”等小节的相关论述中，均有较为充分的体现。对出土新资料的重视和充分利用，可以确保我们研究的依据更为扎实，研究的结论更为科学合理，是学术研究的正确路径。《荆楚文化史》一书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方向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也为全书的成功提供了坚实有力的保障。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
马敏
荆楚文化史研究的新篇章
“灵秀湖北，楚楚动人。”湖北历来被称为“荆楚大地”，荆楚文化是以湖北为源头和中心并向周边辐射的区域历史文化。荆楚文化特色鲜明，源远流长。2022年6月，湖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提出要“持续推进荆楚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研究荆楚文化不仅对研究湖北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研究中华文明亦具有重要意义。
《荆楚文化史》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荆楚文化通史。它起于远古，止于近代，分成史前卷、先秦卷、秦汉魏晋南北朝卷、隋唐宋元卷、明清卷、近代卷。在历史进程上，将荆楚文化作为一个连续的整体呈现出来，突出了历史性与时代性的结合，展示了荆楚文化的全貌，赋予荆楚文化以强烈的时代感、现实感。在内容呈现上，该书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取“中观”的立场，既有宏观的全局性关照，又有微观的细致描述，达到了“思”与“史”之间的微妙平衡，立体地展现各个时代荆楚文化不尽相同的文化状貌，梳理荆楚文化发生、成长和演变的线索，揭示荆楚文化的基本特征和流转变迁趋势，进而客观地评价荆楚文化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影响。
书中对荆楚文化作为区域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了全面的概括，指出以楚文化为根基的荆楚文化，有五个鲜明特征。一是尊天重人。即“道法自然”，尊崇和顺应自然，追求“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人生境界和思想境界，此乃源于楚地的道家思想的精髓；二是尚和贵诚。极力推崇老子“上善若水”的理念，追求社会和谐与人类和平，以诚信为安身立命之本；三是狂放达观。历代楚地名人，无不展露出狂放的天性和达观的襟怀。楚人狂放达观的个性养成，既有荆楚崇山峻岭、大江大湖特殊的地理因素，也有由原始巫风所造就的人文因素。四是兼容并蓄。荆楚居神州之中，人口交流的频率和规模远在其他地区之上，从而表现出多元混融的价值取向。尤其在晚清以来中西文化的激烈碰撞中，荆楚文化对西方先进文化有选择性地吸收，更显示出较强的兼容性。五是守正图新。守正，指不忘初心、坚守信念、秉持正义、追求真理。图新，指善开风气、敢为人先、开拓创新、追求卓越。荆楚文化凭借其区位优势和创新主体所特有的精神禀赋，在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领域均不乏创新之举。
本书将荆楚文化置于长江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整体之中进行全面的观察与比较。该书总主编刘玉堂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荆楚乃是南方的“中原”，“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有作为长江文明表率的楚文化横空出世，不仅与中原诸夏文化竞相媲美，而且与西方古希腊文化争奇斗艳。”荆楚文化在长江文明乃至中华文明史上的地位与影响，在政治与伦理、思想与学术、文学与艺术、科学与技术等诸多领域都有突出表现。
区域文化史研究的精髓，在于文化之比较。对荆楚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可从多方面展开。就中西文化比较而言，如同张正明先生提出的，应加强楚文化同古希腊文化的比较，二者在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从不同的方向登上了上古文明的顶峰，“齐光竞辉，宛如太极的两仪”，可比之处甚多。就中华文明的整体比较而言，一是要与同样辉煌灿烂的中原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等进行横向比较研究；二是要与同处长江文明带的上游巴蜀文化、下游吴越文化进行大河流域文化比较研究。荆楚文化史研究只有在上述更大范围的文化比较研究中，方可进一步拓宽研究视野，提升研究的广度与深度，推动荆楚优秀文化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作者系荆楚社科名家，华中师范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所长）
陈锋
区域文化史撰写的典范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造就了齐鲁文化、燕赵文化、中原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20世纪80年代以来，区域史作为阐释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及全景的一种视角和方法，渐次为学界接受。
在区域史兴起的大背景下，区域文化史、区域经济史、区域社会史等研究异彩纷呈。区域经济史和区域社会史研究的“区域”，更多地注重片区（如华北、华南、华中）、流域（如长江流域、黄河流域）、地理或行政单元。区域文化史则更多地注重鲁文化、齐文化、楚文化等历史文化的积淀和传承，即注重历史发展的“文化区系”。新近出版的六卷本《荆楚文化史》可谓是区域文化史撰写的典范。
一是整体而有特质的谋篇布局。在数千年的文化发展过程中，荆楚文化史主要研究哪几个板块，如何凸显文化特质，是主编首先考虑的问题，也是决定多人共撰多卷本著作成败的关键。该书注意区分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之别、宏观和微观之别，采取了介于宏观与微观之间的中观视角，即除重点考察微观层面的思想、学术、文学、艺术、教育、科技、宗教、民俗之外，还涉及时代变迁的社会背景和生态、移民、城建、商旅、交通等文化事象。在以思想与学术、文学与艺术、教育与科技、宗教与民俗为整体结构的基础上，允许各卷根据时代背景突出各个时段的特色。例如，在先秦卷有城邑与建筑、典章与制度、楚简与楚文化的章目，在明清卷有移民文化、族群与宗法、茶与中外交流的章目，达到整体与局部的统一和融合。
二是恰当凝练地归纳与表述。一个区域的文化史，必然有这一区域所特有的文化特色。几千年的荆楚文化异彩纷呈，要归纳其文化特色，并不容易。本书借鉴了张正明先生以及湖北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归纳出荆楚文化的“六大支柱”和“五种精神”。“六大支柱”：炉火纯青的青铜冶铸、绚丽精美的丝绸刺绣、巧夺天工的木竹漆器、义理精深的老庄哲学、精彩绝艳的屈骚文学、恢诡谲怪的美术乐舞；“五种精神”：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追新逐奇的进取精神、兼收并蓄的融会精神、崇武卫疆的爱国精神、重诺贵和的诚信精神。正是在这种对荆楚文化的整体把握下，有关各卷展开论述，一以贯之。
三是科学性、学术性、可读性的有机统一。所谓科学性，是指对有关事项的描述准确、规范；所谓学术性，是指对个别事项有新的见解和深入解读；所谓可读性，是指语言晓畅、文风淳朴、引人入胜。多卷本的文化通史著作，不同于一般的专著，只有科学性、学术性、可读性“三性”兼具，才能有较好的效果。诸如石家河文化在中华文明史上所达到的玉器制作高峰，楚国首创县制对郡县制的发凡起例作用，屈原风骨对中华民族精神的锻造，荆楚文化对中华伦理的浸润，楚辞汉赋对文学发展的影响，茶文化、药文化、佛道文化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有关章节的描写和论述，都达到了“三性”的有机统一。
（作者系武汉大学珞珈杰出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史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