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杨康

8月15日，武汉艳阳高照，碧空如洗。位于汉口中山公园西北角的受降堂内，侵华战犯“冈部直三郎”头颅低垂，正在签署投降书。

这是根据79年前日军投降的历史照片，一比一还原的一组蜡像雕塑。蜡像人偶神态逼真，连冈部直三郎等人头上冒出的“汗液”，都清晰可见。

受降堂外，“受降纪念碑”威严矗立。

日本宣布投降后

尚有21万日军驻扎在武汉周边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向全国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当时，尚有21万日军驻扎在武汉周边。

据《第六战区受降纪实》一书记载，1945年8月30日，副参谋长谢士炎率领由19名军官、12名通信兵、4名随军记者及12名宪兵组成的前进指挥所，率先进入武汉。9月16日，第十集团军主力部队从恩施、宜昌进入武汉市区。9月17日，受降主官孙蔚如抵达汉口，次日在中山公园举行受降仪式。

受降当天，日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乘车来到受降堂。守卫在受降堂台阶前的司令长官部少将副官处长蒋虎杰快步上前，从冈部直三郎手中夺过战刀，带着他及4名幕僚走进受降堂。孙蔚如笔挺地坐在长条会议桌正中，两侧坐着武汉地区总受降官王敬玫等官员及地方耆宿、民意代表、美军顾问等，共88人。

冈部直三郎站在孙蔚如对面，脱帽敬礼。孙蔚如站起身来，声如洪钟地宣读了“中华民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六战作命甲第一号”，命令冈部直三郎投降。

曾经不可一世的冈部直三郎耷拉着脑袋，面色如菜，额头和鼻尖都是汗珠。他颤抖着双手接过命令书，弯腰执笔签道：“今谨收到中华民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中华民国34年9月18日六战作命甲第一号命令一份，当全部遵照执行，并立即转达所属及所代表各部队之各级官长士兵确实遵照……”

霎时，全场欢声雷动，院外爆竹连天。

受降堂始建于1942年

受降碑沉睡半个世纪，1998年才重见天日

据悉，武汉受降堂始建于1942年，原名大众会堂，最早用于国民政府汉口市政厅开会。清朝湖广总督张之洞第13个儿子张仁蠡任日伪汉口市市长时，为纪念其父在鄂功德改建张公祠。受降前，“张公祠”匾额被铲掉，换上“受降堂”三个金字，房屋结构不变。

而受降碑是中山公园的工作人员在1998年发现的。当年5月21日，中山公园两位职工在园内的张公祠旁，发现一座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的受降碑。经考证，张公祠实为受降堂。

同时发现的还有1946年2月由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编辑发行的《受降纪实》一书。书中记录了武汉受降的详细过程，收集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步入受降堂的照片，有缴获日军迫击炮、步枪、军刀、马匹、侦察机、战斗机等照片，还有武汉日本第六方面军直属部队解除武装后集中地点图、第六战区日军各部队投降时位置图等。

受降碑背面，还镌刻了孙蔚如亲自题写的碑文：“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部冈部直三郎大将率属二十一万签降于此。”

内战爆发后，孙蔚如失去兵权，在最后一刻拒绝去台湾，并与中共地下工作者取得联系，后来成为新中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副省长，1979年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