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筌

《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岳麓书社2024年4月出版）是青年历史学者王炳文的新作，该书聚焦于开元前夕到安史之乱这段时期，对杜甫前半生涉及的人事进行极其细致的钩稽与考证，呈现他在盛世背景下成长、浮沉的前半生。

捧书阅读前，我对气韵生动的大唐盛世歆羡不已，而合上书，掩卷凝思，对于主人公杜甫，更多的是唏嘘，他只是那个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里的小人物，他的前半生一直处在仕宦和归隐的两难境地。作者对杜甫异常熟稔，他用历史学的方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具“历史场景感”的杜甫。

作者书写此书的一条重要线索，是杜甫艰辛的仕宦之路。杜甫自幼习文且有家学渊源，“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及至十四五岁，“出游翰墨场”，青年杜甫一开始便立志“立登要路津”，科举入仕。作者推测杜甫十八九岁时获得乡贡资格，初应科举系于开元十八年，遗憾的是，自信满满地进考场，最终以落第告终。初试落第之后，杜甫度过一段自称为“快意八九年”的岁月。自其父杜闲故去，他客居东都，开始游走于干谒权贵之间。及至中年献赋廷恩，已至不惑之年的他，仍在漫长的待选之列。距他献《三大礼赋》四年之后，天宝十四年十月杜甫才被授予河西尉，正式释谒，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就在那一年的冬夜，安禄山遽然起兵，为开元盛世画上了血与火的句号，而本书的内容也在这里戛然而止。

这是杜甫个人的仕宦生涯，也是盛世之下鲜活的仕进样本。杜甫的人生深嵌在盛唐历史之中，还原杜甫的历史图景，就是还原盛唐王朝的历史场景。

作者从唐代的政治、制度、文化等方面，剖析了杜甫的仕宦困境。其实盛唐入仕的途径非常多元，包括科举、门荫、军功、举荐、入幕等，其中最主流的两个途径是科举和门荫。对于少年杜甫来说，祖辈父辈后无法给他以门荫，“快意八九年”之后，杜甫虽有门荫资格，但他依旧坚持走科举入仕。作者分析，一是心气理想上，门荫入仕“不如科举及第来得光彩”；二是实现难度上，这类入仕途径“备受官宦子弟追捧，并非唾手可得”。只是心气高傲、才华横溢的杜甫不知道，未来的几十年，他会在仕宦理想与现实困境中不断挣扎，人生屡屡受挫折。

杜甫“高开低走”的仕进之路，还与当时的朝政息息相关。自武周以来，朝廷选人壅滞，再加上政局动荡，内里消耗严重，中央财政危机。作者构建了“文学—吏治”的历史分析模型，两派势力在选人用人、租庸调、边关等事务上党同伐异、针锋相对。开元初期，为了尽快稳定朝局，清除旧党，实现中兴，玄宗不得不任用吏治派的姚崇、宋璟行其政。此后，两派势均力敌，此消彼长，自泰山封禅后，文学派不再一骑绝尘。但杜家几代人一直在经营着的人脉资源，或近或远的同僚、姻亲关系都在文学派的范畴之内，杜甫很难从“文学—吏治”的漩涡中心突围。随着文学派张九龄罢相、杜闲故去，其他人先后谢世，文学派独步天下的时代已然结束。于杜甫而言，“在追随文学派入仕这件事上，杜甫起了个大早，却只能追赶晚集”，读来不禁让人扼腕叹息。

作者还另辟蹊径地从中古家庭史来研究杜甫身处的困境，他认为：“对于任何一个历史人物而言，家庭才是他社会活动的根本立足点。”杜家百年的代际演进，分家析产事所难免。自杜闲故去，“终制、分家、迁葬这些现实的家族事务开始萦绕着他”，为了养活一大家族，干谒显贵、维持交际则成了迫在眉睫的经济需求。

杜甫始终怀抱着“致君尧舜上”的志向，在大时代的裹挟下踽踽独行着。屡屡受挫的杜甫，开始忍受着仕宦与归隐的极限撕扯，从他的诗作中可见一斑。东都客居生活行将结束时，杜甫遇到了李白，写下了《赠李白》。从诗作中可以窥见，李白对道家炼丹成仙的追求，将杜甫内心压抑已久的遁世情结释放出来。与李白的相识、相知，成为杜甫的精神标杆，仕宦与归隐，成了他内心的矛盾的正反面。自别后，对李白的思念如泉涌，但现实却是：“不管承认与否，那个有着庾信、鲍照般才华的诗人李白，正在京师粗粝凶悍的生活磨洗下变淡变远，什么时候再得相见，杜甫自己也说不清楚。理想与现实的十字路口，他正颇为狼狈地向后者趋行。”

作者在客观讲述历史的同时，更试图将镜头置于亲历者的视角，以史料、墓志和杜诗等为线索，不免加入了一定程度的想象，重构历史的影像，引领读者仰望千年前长安城上空熠熠生辉的光景。而杜甫，只是那片耀眼的夜色里，或隐或现的一颗星星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