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海音

在遭遇了将近十年的叙事危机之后，李修文通过将这种危机及其背后的内心挣扎可视化的元写作，逐渐消除了语言与主体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完成了对自我的充实与重构，从而努力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山河袈裟》《致江东父老》《诗来见我》都是他对抗沉默失语的精神标本，虽然这一系列的散文创作并不意味着他的叙事危机得以解除，但由言说的困境而至困境的言说，由个体的遭际抵达群体的命运，其中已蕴含着一种弥合个人与社会的鸿沟，捕捉时代共同情绪，追问人的普遍生存境遇的美学意识。长篇小说《猛虎下山》正是这一意识逻辑演化的结果，它的完成可以说也标志着李修文对叙事危机的克服。

《猛虎下山》有着一个“打虎”的叙事外壳，与武松打虎的故事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关系。不过，由于时代语境的变化，这里已不再是一个关于英雄的传奇故事，而是一出人性扭曲的现代荒诞剧。小说主人公刘丰收身上不仅没有一点英雄气概，而且还是一个懦弱无能的“怂货”，人到中年，仍然是个钢厂的炉前工，在厂里无足轻重，在家里毫无尊严，面对妻子与工友张红旗的偷情也只能忍气吞声。他上山打虎完全是被逼无奈——产业转型，钢厂改制，在他即将下岗之际，一只猛虎的出现令全厂震动，为了清除虎患，厂长临时决定成立打虎队，谁敢报名谁就能免于下岗，走投无路的刘丰收只好酒后壮着怂胆进了山。他之所以成为“打虎英雄”，也不是因为他敢于孤身犯险，能徒手打死老虎，而是将自己的白发充作虎毛，谎称与那只吊睛白额虎搏斗过。他带领打虎队大张旗鼓地上山打虎，除了被他打压和报复的张红旗扮演的假老虎，却连根老虎毛都没见过。当那个作为钢厂董事长小舅子的导演，要把他们为引出真老虎而假扮老虎的事迹拍成纪录片拿去参赛时，打虎这一行动的内涵则被彻底地抽空，刘丰收们生存的残酷性也因被“奇观化”而一并被消解了。如果说武松打虎具有确证英雄本色的实质性内涵，那么刘丰收们的打虎已经变成了一个空洞的能指。

不过，刘丰收的打虎故事不应简单地看作是对经典人物故事的戏仿。与古典传统对话，揭示古人与今人之间共通的情感与相似的境遇，似乎是李修文多年来写作的一种自觉意识。小说中对京戏《武松打虎》的反复引用，正是因为戏中人与戏外人具有相互阐发的功能。戏中的武松，自幼做了孤儿，与哥哥相依为命，空有一身武艺而无人赏识，打虎扬名后，也不过是个小小的都头，日日到县衙点卯当差，而后连唯一的至亲也被嫂子害死。戏外的刘丰收也曾是个会写诗、想当作家的人，却为衣食所迫，成为一个普通的工人，如果说曾经依附在传统的生产体制中，尽管窝囊无能，但还有做人的尊严，而今却连饭碗都不保。当他深陷困顿，告天地呼父母时，他一定会与那戏中人有惺惺相惜之感：“老天何苦困英雄，叹豪杰不如蒿蓬。不承望奋云程九万里，只落得沸尘海数千重。俺武松呵，好一似浪迹浮踪，也曾遭鱼虾弄……”武松也好，刘丰收也罢，一样是底层艰难求生的“失意者”，一样是肉骨凡胎的“可怜人”，在有限逼仄的生存空间中，打虎不过是他们融入体制，获得身份认同的一条偶然的路径。

然而，对刘丰收来说，不仅山中是否有虎成了一个问题，而且打虎的合法性也变得十分可疑，在根本上它既不是出于人们对老虎的恐惧，也并非由强悍的个人力量所赋予，而是依赖于高度一体化的传统生产体制。如果说三十年前的打虎运动因内在于政治经济的运行逻辑之中，是严肃的正当的，那么在工业生产向市场化资本化转型的世纪末，其合法性就在根本上被动摇了。正是如此，这个“打虎”的故事才会最终演变为一个“变虎”的故事。

在组建起自己的打虎队，成为打虎队队长之后，刘丰收深知打虎不成，他又要被打回原形，该下岗的还得下岗，他也明白如果厂长发现山中没有老虎，打虎队同样得就地解散。于是，为了掩饰自己的谎言，为了延宕打虎的行动，他现学现用了一套治人的权术，以维护和巩固作为“领导”的绝对权威。其中自然也包含着由长期的卑怯和屈辱激发出来的变态的权力欲，以及某种僭越的心理。他一面拉拢和培植自己的亲信，一面嫉妒和排挤比他聪明能干的杜向东，孤立和报复勾搭他老婆多年的张红旗，试图复刻一个微观的一体化的权力结构。于是，镇虎山上上演了一场触目惊心的人与人之间的生死搏斗，人性中最野蛮的力量被释放了出来，以至于人人都被反噬，疯魔的疯魔，残废的残废，失踪的失踪。张红旗的“疯魔”代表着权力逼视下人的极端异化状态。他天生会唱戏演戏，在厂剧团里演了十几年的武松，上了镇虎山后却扮起了老虎，他饿不死，打不倒，越挫越勇，他不仅能学老虎走路跳跃咆哮，还能像老虎一样吞咽生肉腐肉，不是老虎却胜似老虎，引得宣称“戏比天大”的导演啧啧称赞。然而，他哪里是在演戏，分明是在用毁弃生命、让渡人性的方式进行着反抗，因此，面对导演代表的强势资本及“景观消费”，他终于像老虎一样扑了过去，也像老虎一样在众人的围堵中掉进了陷阱，最后成了植物人。

如果说张红旗的变形属于心灵层面的人性的彻底丧失，那么刘丰收所遭遇的则是身体的变形，由于他始终还保留着人性的一面，还能像人一样思考，因而就显得更加的荒诞。打虎行动被叫停之后，下岗的刘丰收重返镇虎山继续寻找老虎。此时的钢厂已经换了新老板，来了新厂长，为了抓生产、促增效，山中有没有老虎已经不再重要。但刘丰收还是信了好兄弟马忠的话，“只有先跟老虎说上话，才能跟领导说上话”，“找到老虎，咱们就是人，找不到老虎，咱们就不是人”。在妻儿的支持和鼓舞下，刘丰收下定决心要找到那只老虎。为了引老虎现身，刘丰收穿上了张红旗曾经穿过的那张假老虎皮，穿上后他就不愿脱下了，因为“哪怕睡着了，百兽之中，剩下的九十九种，都要绕道而行，不用开会，不用鼓掌，要多清净自在，就多清净自在”。然而，当他把一只兔子当作所有欺负过他的人给生吞之后，老虎皮就脱不下来了，从此成了一只真正的老虎。被困在老虎皮里的刘丰收眼看着妻儿因不懈的抗诉而遭受凌辱，于是下山现身，终于完成了“打虎”这一行动，只是被打的是自己，打虎队队长则成了自己的儿子。

刘丰收“变虎”的故事很容易让人想到卡夫卡的《变形记》。20世纪以后的小说关于社会环境的压迫导致个人异化的叙事，似乎总摆脱不了这位现代派鼻祖的影响，特别是因为李修文在小说中运用隐喻、象征、寓言、反讽等手法对权力的批判、对人的荒诞处境的思考，与卡夫卡有相通之处。但我国传统的叙事资源显然能够为小说的阐释提供更有益的参考。人变虎的故事，在我国志怪和传奇小说中并不少见，《太平广记》就记载了数十个，如《黄苗》中有黄苗被庙神惩罚吃生肉变为老虎的细节；《僧虎》中有僧人得一虎皮，“戏被于身，摇尾掉头，颇克肖之”，“忽一日被之，觉其衣黏着肤体，及伏草中良久，遂不能脱”的故事。不过，这些故事多半以人变虎作为惩罚手段宣传“因果报应”的佛教思想，只是在细节上与《猛虎下山》有诸多相似之处。刘丰收以虎身拯救妻儿，成就下岗工友们的“打虎”行动，最终完成自我救赎，倒是与蒲松龄的《促织》在精神上有异曲同工之妙。也许李修文并没有直接从这些故事中吸取创作灵感，但实际上，他也在无意中接通了这个伟大的叙事传统，从而丰富了文学对于现实的想象力和表现力。

回归传统，本来就是李修文多年来创作的自觉追求，但如何实现传统向现代的转化，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相互阐发与双向建构，才是更有价值也更艰难的事情。李修文曾经是以先锋的姿态闯入文坛的，这种先锋主要体现为对传统故事的戏仿，也就是说他一开始就有意识地进行着互文性的写作，但如果缺乏个体生存的独特体验，缺乏对时代整体的理解和把握，那只能成为一种向壁虚构的纸上游戏，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他后来会中断写作，陷入失语的困境。而《猛虎下山》正是他在因失语而坠入生存的深渊后，在艰难求生中通过不断充实自我，最终找到融合传统故事与现代经验路径的标志。小说借用传统“打虎”和“变虎”的叙事框架，揭示了社会转型期普通劳动者的生存困境和普遍心理，也在当代生活的土壤中激活了传统的叙事资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猛虎下山》可以看作是李修文走出写作困境、克服叙事危机的一部元小说。写作何尝不是一种“打虎”？不遭遇屈辱，不经历哀号，不陷入疯魔，不把自己变身为猛虎，如何才能实现自我的救赎？

（作者系湖北省品牌发展研究中心［文华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