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晶 通讯员 余嫚雪 谢宁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导赵冬梅的新书《宽容与执拗：迂夫司马光和北宋政治》（以下简称《宽容与执拗》）入选2024年4月中华读书报月度好书榜。5月底，赵冬梅受邀来到湖北省图书馆长江讲坛，主讲《东坡过岭——命定与选择》。不论是新书，还是讲座，赵冬梅讲述时，都为主角们铺垫上丰厚的时代背景，人物所处的历史舞台上细节真实生动。湖北日报全媒记者专访了赵冬梅教授，听她讲述小尺度历史书写中的大尺度观照。

并不只是为司马光立传

《宽容与执拗》并不是赵冬梅第一次书写司马光。

10年前，赵冬梅在《司马光和他的时代》一书中写到司马光45岁，4年前的《大宋之变：1063—1086》一书对司马光的后半生有浓墨重彩的讲述。《宽容与执拗》对司马光的书写涵盖了从其出生到去世的整个生命历程，主要叙写作为政治家的司马光的成长、成熟及其最后的“失败”。本书不应仅仅视为司马光的传记，而是以司马光串起一部北宋政治文化史。

司马光生于1019年，卒于1086年，历经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宗5个皇帝。回望千载，司马光面孔是多样的。他是宋人眼中恤民爱民的司马丞相，也是当代人熟悉的顽固守旧派、王安石变法的死对头；是古代孝子的典范、温和敦厚的友人，也是坚刚勇毅的台谏官、保守稳健的改革者；是私德高尚的政治家、名垂青史的文正公，也是充满局限的大儒、宽容政治的掘墓人。古往今来对司马光的解读，赵冬梅认为多少带有一些偏见。

从历史角度看，司马光绝非上佳的宰相人选。司马光的成长过程过于单纯顺利，作为一个高级官员的小儿子，他从小受到父亲的庇佑，后来又有恩师庞籍的提携照顾。如果跟王安石相比，司马光独当一面的地方工作经验，以及实际行政工作历练都太过缺乏。司马光从父亲和恩师那里得到的，基本上是正面的官场教育。这让他对“诚实”“孝道”“守职”等道德信条终生保持了坚定信仰，也让他在现实政治的“灰色地带”面前应对失措、狼狈不堪。

从《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到《大宋之变：1063—1086》，再到《宽容与执拗》，赵冬梅对晚年司马光政治形象的看法在不断改变。起初，赵冬梅认为：“司马光得到了宰相的高位，却背弃了自己一生的信仰，变得像他的对手一样专横，不再宽容，不再谋求异见的共存相搅。”后来，她逐渐坚定了自己的新认识：“司马光没有晚年变节，背弃宽容，他一以贯之，始终追求心中真理，希望重建宽容政治。但就是这样的司马光，在哲宗初年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无可奈何又合情合理地‘必然’走向宽容的反面。”

司马光关心老百姓，追求国家的整体利益，力求在朝廷和老百姓之间建立和谐的统治秩序，因此得到了民众的敬仰。但是，他的内在道德标准和现实之间的冲突，让他的理想没能实现并造成严重后果。这是司马光的遗憾，也是时代的遗憾。

司马光是所处时代的中位数

按照生卒年月、跨入政坛岁月、政坛上活跃的时间，赵冬梅将整个北宋政治代际分成了五代：零代，代表人物赵普；一代，代表人物寇准；二代，代表人物范仲淹、富弼、欧阳修；三代，代表人物司马光、王安石；四代，代表人物章惇、苏轼、苏辙、蔡京。

在赵冬梅看来，相对于更为“光彩夺目”的王安石，司马光在政治史研究当中是个不太被重视的人。他一直被当作王安石的对立面来讲述，形象一直是“漫画式”的，没有被真正看清楚。“所有的研究者、写作者还是希望贡献一些新的东西。对于王安石，前人的研究积累得比较丰厚了，所以我‘避重就轻’，这是我选择司马光的原因之一。”

“还原司马光所处的时代，他的思想更具代表性，可以说司马光是那个时代的中位数。司马光没有王安石那么聪明和有创造力。王安石有很多非常革命性的东西，而司马光是保守的，作为中位数，在某种程度上他更能代表时代。”赵冬梅表示，“我真正想写的，不只是司马光的传，还有司马光成长、经历、参与创造的那个时代的传记。”

司马光所处的时代，矛盾重重，改革声浪高涨。如何解决问题、化解矛盾，让本朝长治久安，走出“朝代更替”的怪圈，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念兹在兹、不敢稍有遗忘的大关怀。赵冬梅解读，在当时的宋朝内部，曾经存在着一种可以把这个王朝带出“朝代更替”宿命的力量，或者说，是很多因素的合力，这些因素包括：不那么强势的、尊重制度与传统的皇帝，有责任感、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官僚群体，包容异见、接纳批评的政治风气与政治制度。1043—1044年，在仁宗大力推动下，范仲淹、富弼主导了一系列以制度建设为核心的改革，今称“庆历新政”。这是一次最为“对症下药”的改革，它触动的是上层的利益。按照通常说法，“庆历新政”以改革派被赶出朝廷而宣告失败。赵冬梅和读者探讨：“庆历新政”的结局绝不是我们理解的那种“失败”——十多年之后，改革派重返朝廷，多项改革措施重新展开，只不过姿态更低，步伐更为稳健、更加有力。司马光是“这一派”的改革者——如果我们不把“改革”跟“王安石变法”画等号，只用“改革”的原意“把事物中旧的不合理的部分改成新的、能适应客观情况的部分”，那么，司马光完全可以被称为“改革者”。他尊君、“尊民”，有他的改革措施、改革思路。1050年代后期的宋朝，有一种温和敦厚的、宽容的、向上的政治气候。

赵冬梅说，仁宗朝也许取得了帝制时代儒家政治所能取得的最好成绩，“吏治若偷惰，而任事蔑残刻之人；刑法似纵弛，而决狱多平允之士。国未尝无弊幸，而不足以累治世之体；朝未尝无小人，而不足以胜善类之气”（《宋史·仁宗本纪·赞》）——一种并不纯净整齐的中庸的美好，背后是复杂的人性与更加复杂的利益缠斗。司马光和他曾经的朋友、后来的对手王安石都是仁宗朝宽容政治的产儿。只可惜，这种宽容经这两个人的手走向了终结。宽容的政治培养出不宽容的政治家，最终埋葬了宽容。晚年司马光亲眼目睹了北宋政治的“法家转向”，到他在相位上辞世之际，北宋政坛已是徒留“执拗”，宽容不再。

头戴矿灯发掘遗存，厘清源流

历史学者探寻的对象，赵冬梅认为，“不仅仅是过去留下来的记载，而是人类留下的所有遗迹。”

在面对所有遗迹时，“我们所做的工作是要辨别这些信息流传到今天的源和流，它是怎样抵达我们的。要确定信息的可靠性，不是简单的真和假，而是要辨别：这个信息出现在什么样的时间点，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时间点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最终抵达今天呈现的样子和在过程中曾经呈现的样子有什么不同等等。”赵冬梅说，历史研究是过去和现在之间无休止的对话。历史学者像一个采矿人，他戴着头灯，照亮过去残留的信息，使得一部分的事实呈现出来，成为我们所了解的过去。“通过残留的信息尽可能地呈现当时的样子，或者尽可能接近，我们永远都是接近，事实上是永远无法真正抵达的。历史学者是人类记忆的维护者、发掘者、整理者，一个忘记过去的民族是不会有出息的。”

司马光砸缸的典故，是家喻户晓的国民记忆，赵冬梅也有探究。综合现有史料，在司马光去世后不久、蔡京当政时，在首都东京开封、西京洛阳，“司马光砸缸”就已经是人们喜爱的绘画题材了。司马光本人似乎并没有提过砸缸这件事。

司马光在15年闲居之后重返政坛，他用“黄叶在烈风中”的“危坠感”来比喻自己的处境，这个比喻在司马光的笔下出现了两次。“这个比喻，让我非常有触动。”赵冬梅说，司马光此时正要回到朝中，做宰相、行大事，但他的心理状态是忧惧、朝不保夕。“好像他很蛮横、很笃定，但他内心深处感知自己如黄叶在烈风中，这是一个政治人物，即将再度投身政治时内心的不安。”

“捕捉到这样的细节，足以证明我们之前对他的认知是不准确的。”赵冬梅说，自己“是个细节控，至少在现阶段，我相信历史学相较社会科学的优势就在于细节的真实、丰富与生动，所以，我的司马光传是充满细节的，希望不至于让读者腻烦”。

赵冬梅研究宋史逾30年，尤其在官僚制度、官僚生态、社会生活等领域有着深入研究。著有《法度与人心：帝制时期人与制度的互动》《人间烟火：掩埋在历史里的日常与人生》《大宋之变：1063—1086》《文武之间：北宋武选官研究》《武道彷徨：中国古代的武举与武学》《千秋是非话寇准》等。赵冬梅还擅长将知识进行适当转化，对大众进行传播，她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北宋历史及相关人物，深受欢迎。在《宽容与执拗》一书中插入了司马光的肖像、《资治通鉴》残存手稿，以及与之相关人物的图像与墨迹等近40幅高清古画，让读者贴近当时的时代“面貌”，通过画面传达历史现场感，图文互证的讲述方式，能够让读者直观、具象地认识和感知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