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海冰 实习生 郝梦月

在丝绸之路、茶叶之路之前，曾有一条被称为“金道锡行”的“中国早期金属之路”，苏家垄遗址是其重要节点。

6月5日，2024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湖北主会场系列活动在京山举行，苏家垄遗址博物馆正式开馆，苏家垄考古发现学术研讨会召开。与会专家建议整体统筹、整合资源，向世界推介这条古老金属之路。

苏家垄遗址：

“金道锡行”的重要节点

步入苏家垄遗址博物馆，顿时置身“青铜王国”。映入眼帘的“曾伯桼”壶、“陔夫人芈克”簠等青铜重器，彰显其主人身份非同一般；大量珍贵的青铜铭文，似穿越时空的信使诉说着历史风云；数字图像等多个辅助展项，带观众深入窥探青铜文化的辉煌。

苏家垄遗址主体年代为春秋早中期，是一处包括墓地、建筑遗址、冶炼作坊遗址在内的曾国大型城邑遗址，考古发掘了一批曾国高等级墓葬。展厅内，处于C位的“曾伯桼”青铜器壶，典雅别致，吸引着众人的目光。高规格的青铜随葬品及丰富的铭文内容，透露出“曾伯桼”作为一代曾侯的风采。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苏家垄遗址第三次考古发掘负责人方勤介绍，在先秦中国，青铜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国家博物馆收藏的曾伯桼簠有“金道锡行”铭文，古人把铜当金，锡是铸造青铜必需的物质，“金道锡行”意味着当时存在一条铜锡之路。“曾伯桼簠因是传世器，出土地点一度成谜，直到苏家垄遗址‘曾伯桼’青铜器群的出土，才解开了这个谜。”方勤说，对比两批“曾伯桼”器物，新发现的“克逖淮夷”等铭文，印证“金道锡行”确实存在。

结合近年学界研究成果及考古发现可知，商周王朝的铜、锡和铅金属原料来源除中原和北方地区之外，主要是南方长江流域的多金属矿区，包括湖北铜绿山、江西瑞昌、安徽铜陵等，这些地区的金属矿开采、冶炼成金属锭后运往中原，再铸造成青铜器。可以说，“金道锡行”为创造辉煌的青铜文明奠定了基础。

方勤介绍，西周早期立国的曾国，属周王室同姓诸侯国，始封地位于古代一条重要的南北通道——随枣走廊上，而随枣走廊正是“金道锡行”的主线路，即铜锡之路的南方线路。曾国受命于周王朝，一度承担着控制、运输、管理南方铜锡资源的职责。而苏家垄遗址地处“金道锡行”的重要节点，历经四次考古发掘，发现的曾国大规模冶铜遗存及出土铜锭、厚重的青铜器群等，无不印证着曾国在周代“金道锡行”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挖出的“曾世家”：

出土青铜器成千上万

曾国历史长达700多年，“楚世家”由《史记》记载，一部“曾世家”则是由考古工作者“挖”出来。

“1966年，以9鼎7簋和‘曾仲斿父’方壶为代表的97件曾国青铜器的发现，令世人震惊，也拉开了曾国考古的大幕。”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苏家垄遗址第一次考古发掘领队陈振裕，在展厅接受湖北日报全媒记者采访时介绍，“之后，曾国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出。”

据不完全统计，从随州叶家山墓地、枣阳郭家庙、京山苏家垄墓地，再到枣树林墓地、义地岗墓地群和擂鼓墩墓群等，曾国出土的青铜器达成千上万件（套）。其中，仅1978年发掘的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就超过10吨。“作为‘金道锡行’运输线上的重要转运枢纽，曾国获取铜料铸造青铜器有近水楼台之便，出土大量青铜器不足为奇。”方勤说。

在苏家垄考古发现学术研讨会上，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朱凤瀚在贺信中指出，近六十年来，一代代考古工作者接续努力，考古发现的曾国青铜器已成为两周诸侯国青铜器中数量最多、年代序列最完整者，各时代均有大量考古背景明确、组合完备、等级涵盖面广的铜器群。

专家建言：

整体统筹向世界推介“金道锡行”

青铜铸曾国，吉金铭古史。曾国在荆楚大地留下如此丰赡的青铜文化遗产，该如何做好保护展示？研讨会上，多位专家学者就此建言献策。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良高称，苏家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建设、苏家垄遗址博物馆建成开馆，为相关研究、展示提供了平台。建议当地进一步挖掘遗址及文物价值，在价值诠释、保护水平提升、展示利用体系建设、旅游产业发展上不断下功夫，将历史遗产转化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优势。

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赵丛苍建议，在做遗址展示、文旅融合项目时要做好规划，甚至可以考虑设计文物主题游径，将曾文化不同时期的遗存串珠成线，向公众讲述一个完整的曾国故事。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陈建立献策，青铜作为夏商周三代最重要的金属资源，事关国计民生，这一重要资源的生产、管理、运营模式，是当时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北有非常多与青铜冶铸有关的遗存，如在黄陂盘龙城和郭元咀、大冶铜绿山、阳新银山、随州庙台子和京山苏家垄等遗址发现规模不等的铜铅冶炼和青铜铸造遗存，还出土有体量庞大的青铜器。这些是讲好“金道锡行”故事的最好载体，不妨考虑整体统筹，整合优质资源，加强研究、诠释价值，以“金道锡行——中国早期金属之路”的名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