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澍耘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追溯历史不难发现，中华文明是以农耕文明为孕育母体和演进主体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以农耕文明为载体创造了举世瞩目的辉煌。

中华农耕文明是自然的馈赠，是华夏大地山水林田湖草共同孕育的地理共同体、生命共同体和文明共同体。中华民族对自然万物的理解、对人类社会的认知、对自我心灵的把握，都与农耕文明深刻联结在一起。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是农耕文明的核心问题。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品味自然的智慧特质，使中华农耕文明发展为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见长的文明形态，并作为“活着的传统”，影响中国历史发展进程。

中华农耕文明创造的生态智慧是一种以人与自然关系为核心，推及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心灵等多个维度的智慧，也是一种以根源性和群体性方式存在的民族智慧。无论是顺天时、量地利、取用有度、有机循环、多样平衡等实践层面的农耕生态智慧，还是建立在农耕实践基础上的“万物一体”“和实生物”“民胞物与”“天地大美”等观念形态的生态智慧，都植根于农耕文明并护佑了农耕文明。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持久发展，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华先民拥有既适合农耕，又利于边防、便于回旋，并适宜多样性文化交融的广大型地理空间，为一个民族自组织体系的形成奠定了自然基础。

重要原因之二，是建立在农耕经济基础之上的具有强大聚合力的政治与文化。小农经济的自给特性及建立在相应土地制度上的血缘宗族政治，衍生出“家国一体”的政治结构、一体化的宗法制度、兼容并包的政治文化，将分散的自然经济存在网络成大一统国家，并规制其文明发展秩序。这种多样性统一的国家具有“化成天下”的超强韧性和再生力：外来文明易于被接纳融汇并被赋予新的内涵，本土文明则在与外来文明的交汇中不断“自省”“自反”而获得新的生机。多样性的统一，让一个民族生机蓬勃。

重要原因之三，是生产、生活、生态“三生”统一的中国传统农业。农业作为重要经济基础，是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基石。中国传统农业不只是一个产业，更是集经济、文化、智慧等为一体的集合性存在。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就了中国文化的延续力，生态化的农耕方式和农耕生活使中华文明具有极大的承受力、愈合力而得以长盛不衰。

从生产方式看，生态化的农耕方式是遵循自然法则、以维护生物与环境统一性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它的关键技术是有机循环的，它的运行方式是多样平衡的，它的基本内核是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化的农耕方式保护并改善了原有的自然条件，为物质再生产和精神再生产提供支撑。这种生态化农耕方式所拥有的可持续力，被一个巨大文明丛体反复发酵，被其无比广大的空间、无比丰富的历史、日益众多的人口多倍放大，最终汇聚起恢宏力量，护佑中华民族穿越古今而不断新生。

从生活方式看，应时取宜、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农耕生活所确立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协同发展的生态化生存方式。这种与自然合一的生活方式在古代中国是一种群体性的选择，由此产生的生态智慧是族群意义上的、根源性的，赋予一个民族生命的和谐、身心的安顿和意境的高远。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中华农耕文明不只是田园牧歌，中华民族的精神超越建立在穿透农耕方式生存艰难的基础之上，更显深沉隽永的化育之力。这种基于农耕方式的精神上的安身立命，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与“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的工业化存在方式不同，农耕文明是离自然最近的文明形态，也是离人的本性最近的文明形态。以中华农耕文明根源性的生态智慧对工业文明的根本性缺陷进行补正纠偏，是历史的必然。当然，这种补正与纠偏，不是也不可能是向传统农耕文明的简单回归，而是要充分汲取农耕文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践智慧与观念智慧，将其活化为具有现实性的中华生态文明大智慧。

“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中华文明是有根的文明，其根在乡村。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充分挖掘五千年中华文明积淀下来的宝贵思想资源，用农耕文明原生的、根源性的生态智慧引领工业化城市化，切实转变发展方式，实现高质量的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借力工业文明的先进生产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同时，更要着力传承发展提升农耕文明，全面振兴乡村，推动城乡两元文明共生发展，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

（作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