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田佩雯
通讯员 陈丽
4月30日，“不负嘱托写壮歌——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主题展”在武汉大学万林艺术博物馆开展。展览分为国之大者、极地之光、中国主张和冰雪探秘四个单元，98件科考实物、98件极地标本，展示武汉大学的极地科考成果和精神传承。
首次南极科考中的珍贵手稿
1984年11月26日，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由591人组成的中国首支南极科学考察队，登上“向阳红10号”科学考察船，从上海起航，开启一段伟大的行程。时年45岁的鄂栋臣担任考察队党支部副书记和测绘班班长，参与建立了中国南极第一个考察站——长城站。
印有“中国”字样的鸭舌帽、记录南极生活的日记、布满岁月痕迹的老皮箱……在展览“国之大者”单元，武汉大学鄂栋臣教授的日记以及使用过的测量仪器、生活用品，被放置在最显著的位置。
“40年前各项物资匮乏，鄂老师仅仅依靠一套简陋的测量工具，完成了我国第一幅南极地形图。”讲解员黄咏薇介绍，展柜内展示的是鄂栋臣第一次和第二次南极科考的日记本。他一生六赴南极、四探北极，参与南极长城站和中山站建站、北极黄河站考察等重大极地科考项目，创立了中国极地测绘遥感信息学，被誉为“极地测绘之父”。
在鄂栋臣的带领下，一批批优秀的武大人，听从国家的号召，从东湖之滨、珞珈山下出征，义无反顾地踏上极地。作为国内参加极地考察最早、次数最多、派出科考队员最多的高校，武汉大学在极地科考领域创造了多项第一：绘制了我国第一张南极地形图，命名了南极第一个中国地名，出版了中国第一部《南北极地图集》，建设了中国第一个极地考察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了中国境外第一个GNSS监测站，在国际上发现了最多的极地细菌新物种，引领和推动了中国极地事业的发展。
新生代南极科考队员
分享“第一次”
“这趟极地科考之行，我经历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坐轮船、第一次来到南半球、第一次亲眼见到企鹅和海豹……”褚馨德是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博士生，作为中国第40次南极科学考察队的一员，负责执行格罗夫山无人机航测及陨石分布航空调查任务。在展览现场，褚馨德向观众分享了他在南极的经历。
为了圆一个“南极梦”，这个身高174厘米、体重只有55公斤的大男孩曾前往藏区海拔3600多米的高原拉练；在南极，他用单薄的身体，背着30多斤的物资翻越海拔2400米高的雪山。
在最低零下30℃的低温和最高10级的大风下，一切作业任务的难度成倍递增。一次，褚馨德在6级风速下升起无人机，由于精细操控无人机的需要，他不得不摘下口罩、脱下手套，将手和口鼻暴露在低温、大风之中，才能仔细观察屏幕上的细微变化。如今，褚馨德的脸上仍留有在南极晒伤的痕迹，但笑容中更多了几分历经千帆后的从容。
“这是我们在营地经常会碰到的贼鸥，它们真的会‘偷’我们的东西，尤其是食物。”南极并不全是一片寂寥，在展览“冰雪探秘”单元展出的南极特有的生物标本，唤醒了褚馨德的南极记忆。
南极大陆98%的面积常年为冰雪所覆盖，风暴多、气温低，有着“白色荒漠”之称，虽然环境恶劣，但这里依然有着自己的生态系统。其中陆地生态系统较为简单，以地衣、昆虫、鸟类为主；海洋生态系统则由藻类、磷虾、鱼类、海鸟、海豹、企鹅以及鲸类组成，极具南极特色。据了解，本次展览中展出多块南极石，其中一块可供游客亲手触摸，此外还展出了南极磷虾、南极企鹅、贼鸥等南极物种标本，供游客一览极地生物之美。
为极地事业坚守40年
鄂栋臣教授参加中国首次南极考察时签下“生死状”；首登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的张胜凯教授曾踩空差点落入冰缝；95后队员耿通所在车辆被埋在风雪中整整两天……40年来，武汉大学累计派出近200名师生，参与40次南极科考和17次北极科考。一批80后、90后甚至95后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坚定了学术志趣和人生选择，带领更多后辈踏上南极的征途。
“极地之光”单元中，武汉大学南极测绘中心问鼎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的旗帜异常醒目，这是武大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副教授张胜凯亲手从南极带回的纪念品。在那里，他作为世界第一人，成功测量出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冰穹A的精确位置，将一根标志杆深深地插进冰原。
三赴南极、两赴北极，张胜凯目睹了祖国极地科考事业的巨大进步和迅猛发展。“以前执行任务基本靠走，现在雪地车越来越多。当时去冰穹A的1200多公里路上，一天只能吃两顿航空餐，现在条件更好了。”张胜凯说，我们有了自主研发的北斗导航，有了车队、无人机，可以打电话、上网，通讯情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大型科考船、飞机、基地等保障水平越来越高，越来越多国产化、智能化的尖端设备运用到极地科考和保障中。
“在南极，不能给中国人丢脸。”二十年前，张胜凯登顶冰穹A时记得导师鄂栋臣的告诫；二十年后，张胜凯的学生耿通再次奔赴南极，他也如此叮嘱学生。不久后，张胜凯将迎来他人生中第三次北极之旅，前往北极进行航道调查等科研任务，“极地是我的终身事业，老一辈武大人极地测绘的科学精神，我们将义无反顾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