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昱华

《史记》是我国首部纪传体通史，被称作“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摆脱了原有的“大事编年体”写法，围绕人物展开叙事，历史从此变得鲜活。从黄帝到汉武帝的3000年，《史记》谈及人名4000多个，如此多的人物，现代读者可能有所困扰。而《史记人物五十讲》一书，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可以更加清晰地理解《史记》和这段历史。

作者杨鹏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的研究学者，曾从事过传统国学与西方宗教的对比研究工作。或许正因如此，杨鹏对于先人的精神世界有着更为深刻地理解与关注，用全新的角度对《史记》里的人物进行了分析与解读。

书中大体遵照了时间顺序，由夏商的大禹商汤写至春秋的五霸争雄，再由战国的诸子百家写至秦汉的秦皇汉祖。据作者自述，他写作的核心目的，是回答在翻阅史书，面对这些“古老的先王、圣人、思想家”时，内心所浮现起的一个问题——“我们是承继了先人的伟大，还是重复着他们的局限？”

如何理解先人的世界观，关系到了我们如何理解历史，更进一步地看，关系到了我们如何理解当下。因此，作者对于《史记》人物的讲解，实则是以人物为脉络，去分析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之间，社会思想的变革。作者对于人物精神世界的关注，是因为作者相信，杰出个体的思想，是值得管中窥豹的，个体间的思想变迁反映了社会的思想变革。而只有读懂了先秦时代社会思想的变迁，才能读懂先人的伟大与局限，获取当下的经验与智慧。

杨鹏的文笔精练，偏重于人物概括性的总结。面对人物复杂的生平，他快刀斩乱麻，仅仅挑选其中有代表性的经历，以此进行人物的品评。这样的举措，建立在对历史人物的全面整体的把控之上——若是对书中四十多个人物逐一进行笼统的介绍，难免会显得泛泛而谈，缺少重心。而抓取角色在历史上的闪光点，反而让史书里的人，变得更像是历史上那个活生生的人。历史的一个侧面，已经足以定格一个人物。

我很喜欢熊十力先生的一个观点：史书是作史者价值观的体现。作史者所表现出的思想，本身就反映了时代变迁所留下的烙印。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本书不仅仅是评判了《史记》中所记载的那些人物，太史公司马迁同样是作者的评判对象。书中48讲的标题是《司马迁对孔子的褒与贬》，在这一章节中，作者指出，在《史记》一书中对于孔子的描写，多处是明褒实贬的，单独来看，或是褒扬，但若是结合孔子的人生轨迹，其中的贬损便显而易见了。

为何太史公要用这样的笔法去书写孔子呢？首先，在官方层面上，此时的汉朝已经开始了“独尊儒术”的进程，孔子在官方与民间都有着崇高的地位，直接地批评，多少显得不合时宜。其次，太史公本人所崇尚的，是黄老之道，面对孔子重形式、重表象的思想，产生贬损之情，也可以理解。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篇中，便记载了老子批评孔子固守形式而忽视动机取向、固守外在而忽视内质的倾向。无论这一段历史是否真如太史公笔下所写，但太史公将其纳入汗青这一举措，无疑表现了他的价值观。

难能可贵的是，太史公没有因为自身的价值观就否认孔子的功绩，作者也没有因为太史公的价值观去否认《史记》的真实性，而是深刻地分析动机与诱因，在“承继了先人的伟大”的基础上，摆脱了旧有的局限，用全新的眼光对其进行审视。在我看来，作者借这一章想要向读者说明的，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样的历史认知对我们的塑造。

在这五十篇讲解中，作者反复强调的一个概念是“历史记忆”，历史的记录塑造了我们的集体记忆，这样的记忆，让我们继承了先人的伟大，却也难免同样限于前人的桎梏之中，唯有让思想与社会一同变迁，方能以史为鉴；不然，历史也不过是故纸堆中衰朽的文字罢了。

在历史的集体记忆之外，同样少不了来自个体的解读，而这本书，正是作者作为个体的解读，提醒我们以史为镜，应以人为镜。作者又何尝不是在以太史公为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