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04月09日

汲取“古玉王国”良渚养分,进而影响了三星堆——

石家河创造史前玉作高峰

铜兽面 三星堆遗址出土

玉神人头像 石家河谭家岭遗址出土

神人兽面及鸟纹玉冠状器 良渚瑶山遗址出土

玉獠牙神面牌饰 孙家岗遗址出土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海冰 通讯员 汪筠 实习生 杨子妮

眼下正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热展的“玉神——石家河玉文化特展”,汇聚来自凌家滩、良渚、陶寺、石峁、三星堆、金沙等多个重要遗址的文物珍品,展厅C位,除了有时隔68年飞回荆楚故里的“中华第一凤”(详见本报4月1日8版报道),展方还特意将石家河玉器与三星堆青铜器进行了对比展示。

石家河玉器与三星堆青铜器有着怎样的联系?三星堆考古发现震惊世界,掀开了神秘奇瑰的古蜀文明面纱。上海博物馆日前与全国28家文博考古机构携手推出的“星耀中国:三星堆·金沙古蜀文明展”,也备受关注。三星堆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人头像,有人说他们像奥特曼,也有说他们像外星人。但专家称,这些青铜人头像的奇特造型,其实与长江中游的石家河玉文化有一定的关联。

三星堆造型奇特的铜人头像

受到石家河玉器影响

“玉神——石家河玉文化特展”展出大量玉神人头像等“显眼包”文物,因造型独特,富于想象,备受网友青睐。其中,展览在醒目位置,将石家河玉人头像与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铜人头像并列陈列。尽管二者材质、大小不同,细心的观众仍一眼就能发现,玉人头像和铜人头像均“佩戴”辫索状发箍。展板说明进一步介绍,二者的相似之处还在于,都具有双耳穿孔、菱形或梭形大眼、蒜头鼻或鹰钩鼻、阔嘴和短颈等特征,均为祭祀用物。

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研究馆员王方指出,以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地区拥有宗教色彩强烈、造型神秘的器物群,吸收了石家河神人像、凤鸟、虎、蝉等图像与信仰系统,二者在审美意趣上存在共通之处,而此时精神观念载体却已从玉转移至青铜、黄金等材质。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考古研究部馆员、策展人程酩茜称:“石家河玉文化对三星堆文化的影响尤其体现于人头像,三星堆青铜人像中头戴冠帽和箍发的形象,均见于石家河。”

观众在展厅还可发现,三星堆铜兽面与石家河玉神面造型相似,只是铜兽面獠牙不明显。三星堆铜铃,两面均饰有兽面纹,其构图方式和纹样风格与石家河玉器相似。

向“古玉王国”良渚学习

长江中游迎来治玉高峰

“石家河玉文化除了影响三星堆,还与良渚文化一脉相承。”程酩茜在展厅娓娓道来。

她介绍称,玉一度是沟通天地的圣物、文化交流的使者,受长江下游良渚玉文化的辐射,长江中游石家河玉器的部分因素,被认为是以良渚为源头。

同为石家河文化圈的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出土有玉獠牙神面牌饰,其神态夸张,制作工艺精妙高超,是石家河玉文化玉神人形象的代表。该文物亮相此次“玉神”展,同时展出了一件良渚瑶山遗址出土的神人兽面及鸟纹玉冠状器,二者造型颇为神似。

程酩茜称:“神人兽面纹其实是‘古玉王国’良渚文化最典型的符号之一,良渚玉器中的人面、獠牙、‘介’字形冠、鸟形饰等元素,被石家河玉文化学习发展。”

此外,另一史前玉文化中心凌家滩玉器中的虎、鹰、龙等神灵动物,丰富了玉器题材,也影响了石家河玉文化。

专家称,长江流域史前文明有着三次治玉高峰,凌家滩、良渚为前两次高峰,长江中游的石家河在距今约4200年至3800年时,迎来了第三次高峰。

玉文化是石家河古城晚期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造型别致、纹饰精巧的玉器集中出土于石家河遗址中心区,并广泛见于湖北钟祥、荆州,湖南澧县、华容等地。有专家认为,石家河玉器代表当时中国乃至东亚琢玉技艺最高水平,改写了此前对中国玉文化的认识。

史前玉文化的广泛交流

促成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形成

“我们对古代先民有个‘刻板印象’,认为当时交通那么不便利,不同地域的人群怎么可能会有如此密集的交流?”程酩茜说,其实,中华大地上不同人群之间甚至与域外人群的交流,是一直都存在的。不能以如今的视角去观察,一种史前文化可能存续数百甚至上千年,以这样的时间跨度考量,远距离交流应该是存在的。

透过石家河玉器可知,石家河玉文化与龙山文化、陶寺文化、石峁文化也多有交流。程酩茜举例说,山西陶寺遗址王级大墓随葬的一件彩漆大箱,发现两件“玉神面”与3组玉璜,被认为是来自石家河的“舶来品”。石家河玉器的母题纹样还跳脱材质,出现在陕西石峁遗址的石雕之上。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院长万琳称,石家河玉器兴盛时正处于史前文化交流频繁的时代,也是社会文化转型的关键期,其承载的观念信仰,随着人群与技术的流动,在距今约4000年左右,促使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形成。

万琳还称,天门石家河遗址群首次发现于1954年,地处长江中游腹地,年代跨度为距今5900年至3800年,是长江中游地区迄今发现面积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等级最高的新石器时代大型聚落群。石家河玉文化汲取了两大史前玉文化中心的养分,创造了史前玉作的又一巅峰,在中华文明进程的关键时期广泛传播、辐射甚广,最终汇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的巨流,是中华文明五大“突出特性”的直观体现。

(盘龙城遗址博物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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