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陈熹
当材料学的博士来修文物，会有什么不同？当现代科技手段遇到千年前的科技前沿，会“用魔法打败魔法”吗？
江旭东研究馆员是目前我省文保界学历最高的人。八零后的他与大众对文物修复师的刻板印象有着很大的不同，从业十年，他更像一个工科的科研人员，对数据特别敏感。
用科技手段找出文物病因再修复
X射线分析室、光谱分析室、显微分析室……走进省博文保中心一楼，一排实验室映入眼帘，每一间实验室里摆满各种大型、小型、微型仪器，整洁有序，科技感满满。这个由江旭东一手建立的实验室，用科技手段改变了文物修复的方式。
2013年，江旭东从武汉大学博士毕业，受致力于科技考古研究的导师潘春旭教授的影响，他入职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为我省文保界第一位博士。作为热门的“高含金量”学科，他的同学大多去了更挣钱的企业或者高校等单位。
“虽然没有去企业工作的收入高，但我能用自己所学在科研上有所创新，揭开几千年前的器物的秘密，是一件很有意义和成就感的事情。”江旭东说。
材料学如何作用于考古？江旭东用理工科搞科研的方式，带领团队用现代科技让修复文物从凭经验变成有规律可循。
“我们用现代科学手段来查找文物的病因。”江旭东介绍，文物修复的第一步是找到病因，传统方式通常是靠修复师的个人经验，而科技手段，就像现代医学中的抽血化验、超声影像，分析文物的内部结构、元素、材质等，能更准确和快速地找出病因。这些都是材料学应用的范畴。
比如，在青铜器修复时，可以通过X光等检测方式，分析其内部缺陷、腐蚀程度，从而判断和确定文物的病害原因和病害程度，找到对应的修复方式。
而更重要的是，科技修复能把过去口口相传的经验，变成数据，总结出规律，形成一套方法，更科学也更易于传承。
“比如我们用‘密度指数法’，来定量描述青铜器的腐蚀程度，从而选择不同的保护方法。而在过去，全凭修复师长期积累的经验来判断，且很难传授下去。”江旭东说。
越王勾践剑的含铅量几乎为零
“我们用现代科技手段将博物馆里的文物进行再研究，发现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器，含铅量普遍比较低，这是除饱水墓葬环境外，曾侯乙青铜器至今仍保存很完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用现代科技手段对文物进行再研究是江旭东的另一项工作。他也因此发现越王勾践剑的含铅量几乎为零，解答了越王勾践剑千年不锈之谜等许多大众感兴趣的问题而“出圈”。
然而，江旭东却不愿意多谈越王勾践剑，“这个已经广为宣传了，感兴趣的人已经很了解。实际上，我们对文物的再研究还有更多成果，我更愿意讲讲新发现，让大家了解科技考古的同时，也对历史了解得更多、更深。”
“比如，当时制作青铜器有社会分工吗？一件青铜器是一个人做出来的，还是几个人分工合作？这些信息，除非有文字记载，很难通过文物本身猜测。但科技手段则可验证这些猜测。”江旭东介绍了其团队的一项研究：团队对一对青铜壶的元素和材质进行检测，发现4只壶耳的数据接近一致，2个壶身一致，但壶身和壶耳数据不同。这就说明，壶耳和壶身可能是不同的人做的，然后再拼装在一起。“如果不是用科技手段对文物内部进行更深层的分析，是无法发现这一点的。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在当时已经有了社会分工。”江旭东说。
再如，曾侯乙尊盘因其繁复精湛的工艺闻名于世，但遗憾的是，其内部结构始终不为人所知。
“现在，我们用X射线断层扫描、3D打印等技术，将曾侯乙尊盘的内部结构复原出来了，并做成了模型。”江旭东介绍，“复原其内部结构后，将来可以做成真正意义上的复制品呈现给参观者。”
青铜器上的焊点之谜
科技对考古带来的改变不仅如此。在鉴定文物真假方面，科技手段也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近年来，也鉴定过很多青铜器。”江旭东介绍，被鉴定的文物大多已进行传统的眼学鉴定，但伪器不论外观做得如何逼真，总可以从材质、工艺特征、内部结构、锈蚀物成分等方面找出其“破绽”。
“逼”江旭东不断创新研究方式方法的动力，还来自于许多未解之谜。
比如，青铜器上有很多焊点，有些我们通过研究可以了解其元素和材质，但很多文物上的粘连或焊接材料是我们无法检测的。
江旭东解释说，因有些粘连点过于微小，检测仪器无法检测；而有的检测出元素，却仍不知道是什么物质；有的是有机物，变化和干扰因素过多。
“面对历史，我常感到自己的渺小。我希望能揭示更多信息，给大家讲述更多故事。”
近年来，江旭东带领团队主持和参与了“科技考古视角下曾侯乙墓出土青铜器的再研究”“馆藏脆弱铁质文物劣化机理及保护关键技术研究”等多项科研课题，包括国家社科项目、科技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主持完成了铜绿山四方塘遗址墓葬区出土青铜文物保护修复项目、黄冈市黄州区博物馆馆藏青铜文物保护修复项目等六项文物保护项目。他本人获得了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称号。
“还有太多目前无法解决的问题，这就需要我们不断推动科技发展，我也希望能为此尽一份力量。我们这代人无法解决的问题，就留给未来的科技吧。”江旭东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