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铎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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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必须适应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形势变化,相机抉择,开准药方。
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需要抓住当前主要矛盾,找到问题的症结,在各方面积极配合下有策略、有步骤、有节制地精细推动。
要注重短期发力与中长期政策的联动、结合,避免“突然刹车”和“急躁冒进”,注重经济政策、非经济政策的适配性、协调性,注重预期管理,减少对政策的误解和政策实施中的摩擦。
2023年是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三年新冠疫情防控转段后经济恢复发展的一年。2023年我国经济运行虽略有波折,但总体仍呈现增速较高、就业平稳、物价较低、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格局。
宏观经济政策是稳定经济的重要手段。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治理需要统筹和协调多重冲击下的多目标多政策系统。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需要抓住当前主要矛盾,找到问题的症结,在各方面积极配合下有策略、有步骤、有节制地精细推动。只有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才能有效应对发展道路上的风险挑战,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达到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目的。
以政策之稳促发展之稳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强调我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进一步推动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一些困难和挑战,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风险隐患仍然较多,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破解这些困难和挑战,不仅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还需要保持一个稳定的政策走向,通过持续的政策发力,连续的政策效果,不断提升宏观调控效率,充分释放政策利好,更好地保证经济与社会发展平稳运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多出有利于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政策,在转方式、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上积极进取,不断巩固稳中向好的基础。要强化宏观政策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强政策工具创新和协调配合。
新时代以来我国没有采取大规模强刺激,而是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多重目标并重,强调政策的精准有效、取向一致。这一政策基调一方面避免了形成大规模的重复投资以及新一轮的低水平产能过剩,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充分发挥市场作用,避免形成道德风险,不鼓励不负责任的冒进行为。宏观政策保持持续性和稳定性,有利于改善社会预期、提振市场信心。
抓住主要问题推动政策有的放矢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宏观调控必须适应发展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形势变化,相机抉择,开准药方。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新形势新要求,需要持续提升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把我们的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有效需求不足是当前中国经济回升向好需要克服的主要困难之一。首先,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转换增长动力的关键时期,以房地产为代表的传统行业和旧动能正在经历调整,高科技引领的新产业和新动能尚未完全建立,新旧交替之际容易出现降速和波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先立后破,就是要在大力发展新产业、建立新动能的同时,还要有策略、有步骤地调整传统产业和旧动能,避免操之过急、欲速不达。
其次,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下,中国经济进入外部冲击频发期。面对外部不确定性上升,经济韧性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政府及其经济政策是经济韧性的重要支撑,政策空间是政府应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手段和力量储备。坚持稳中求进,预留政策空间,仍然是我国宏观调控的总基调和重要原则。
最后,有效需求不足的直接原因,是私人部门去杠杆。私人部门去杠杆一般在债务率指标有所反应之前就开始了,宏观上表现为信贷增速下降、价格水平低迷、经济增长放缓和公共债务上升,有时还伴随着资产泡沫破裂。只有私人部门完成杠杆去化之后,经济才能完全复苏并开始新一轮的强劲增长。帮助私人部门修复资产负债表,实现快速有序的私人部门杠杆去化,是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以进促稳,在具体落实过程中,需要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促进和加快私人部门杠杆去化,以迅速扭转预期、恢复信心。
加强宏观经济治理能力
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治理需要统筹和协调多重冲击下的多目标多政策系统。在高质量发展阶段,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注重短期发力与中长期政策的联动、结合,避免一些“突然刹车”的行为,警惕“急躁冒进”的举措,注重经济政策、非经济政策的适配性、协调性,确保同向发力,注重预期管理,以凝聚共识,增加透明度,减少对政策的误解和政策实施中的摩擦。
加强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找到需求不足和预期偏弱的症结。在私人杠杆去化期,央行配合下的扩大财政支出是当务之急,但是也要关注这一基本政策逻辑所面临的约束。首先,债务不是免费的,政策空间也不是无限的。本轮的财政扩张要做到精准有度,避免过犹不及。其次,要注意大规模刺激计划具有强烈的再分配效应。大规模财政刺激如果操作不当,就会妨碍经济转型后正常市场机制和经济秩序的建立,扭曲产业转型,造成道德风险。最后,宏观经济政策空间是政府应对外部冲击的有力武器,是国家经济韧性的重要来源,在全球经济大变局下,我国需要预留政策空间,以备不时之需。
加强宏观经济治理能力,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在有关各方积极配合下有策略、有步骤、有节制地精细推动。要利用公有制的独特优势,发挥国有企业的缓冲作用,以有效投资带动私营经济快速有序去杠杆。财政投入在总量节制的条件下,结构上要偏向基层运转、基本民生和科技创新。对于前期过度扩张的部分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企业和金融机构,要利用市场手段完成出清,不能财政完全兜底,扭曲再分配,形成道德风险。宏观政策要放眼长远,通过激励科技创新提升未来增长潜力,化解各类风险。要坚定信心、因势利导,统筹谋划、精准施策,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起来,让“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形成合力,更好应对挑战、抵御风险,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支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