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鲁

“大漠，烽烟，马兰，平沙莽莽黄入天，英雄埋名五十年。剑河风急云片阔，将军金甲夜不脱。战士自有战士的告别，你永远不会倒下！”这是十多年前，“感动中国2012年度人物”组委会为已故将军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和爆炸力学工程技术专家林俊德撰写的“致敬辞”。近十年来，我先后创作了多部讲述曾经隐姓埋名奋战在罗布泊沙漠上，为新中国铸造起坚固“核盾”的马兰英雄故事的虚构和非虚构作品，如长篇小说《天狼星下》《罗布泊的孩子》，非虚构作品《林俊德：铸造“核盾”的马兰英雄》等。

朱光亚院士1924年12月25日出生于湖北宜昌，2024年将迎来他的百年诞辰。他也是最晚“解密”的一位“两弹一星”元勋和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人、开拓者与全程参与者之一。长篇非虚构作品《共和国使命：功勋科学家朱光亚传》，是我献给这位伟大的爱国科学家、献给他的马兰战友们的一瓣心香。

早在1946年初秋，数学家华罗庚受当时的民国政府委托，带着从西南联大挑选出来的三位物理系高才生朱光亚、李政道、唐敖庆，从上海登船，踏上了远渡重洋、赴美考察原子弹制造技术的航程。这是民国时期，中国人第一次做起的“原子弹之梦”。

但是，结果正如华罗庚、朱光亚这一行人所预料的，西方绝不会向任何其他国家开放原子弹研制技术。当时对于原子弹这个高新技术，美国对外实行了全面和严格的封锁政策，拒绝向任何国家的科技人员开放这方面的信息。后来成为“两弹一星”元勋的朱光亚回忆说：当年，正是因为到了美国，迎头而来的是一个破灭的“原子弹之梦”，他们更加坚定了一个信心：中国人有朝一日，一定也要拥有自己的原子弹！

1950年春，在新中国刚刚诞生的日子里，朱光亚毅然回到祖国，成为了新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奠基者、开拓者和领导者之一。与杨振宁一同获得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李政道说过：“每当回忆这段往事，我常说，当初蒋介石派出去学做原子弹的几位，只有光亚是派对了，他回国来是做原子弹了。选我是选错了，我没有学做原子弹，仅在纯物理的领域中工作。其他几位也都没有去做原子弹。”

1950年2月27日，朱光亚辗转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当时，朱光亚悄悄所做的回国前各项准备里，还有一项就是他以北美中国学生会中西部地区分会主席的身份，牵头起草了一封激情洋溢的书信，并秘密地在美国各地区的中国留学生中间传阅着、讨论着，然后郑重地签上各自的名字。到1950年2月下旬，已经有53名决定在近期回到祖国怀抱的海外赤子，在这封书信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回国途中，这封有着52名血气方刚的爱国留学生签名的书信，刊登在了3月18日出版的《留美学生通讯》上，题目就叫《致全美中国留学生的一封公开信》。今天，我们重读这封书信，依然能感受到洋溢在字里行间的那种滚烫的爱国激情：

“同学们：是我们回国参加祖国建设工作的时候了。祖国的建设急迫地需要我们！人民政府已经一而再，再而三地大声召唤我们，北京电台也发出了号召同学回国的呼声。人民政府在欢迎和招待回国的留学生。同学们，祖国的父老们对我们寄托了无限的希望，我们还有什么犹豫的呢？还有什么可以迟疑的呢？我们还在这里彷徨做什么？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二十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是的，我们该赶快回去了。”

“同学们，听吧！祖国在向我们召唤，四万万五千万的父老兄弟在向我们召唤，五千年的光辉在向我们召唤，我们的人民政府在向我们召唤！回去吧！让我们回去把我们的血汗洒在祖国的土地上，灌溉出灿烂的花朵。我们中国要出头的，我们的民族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回去吧，赶快回去吧！祖国在迫切地等待我们！”

这封情真意切、激情澎湃的公开信，在当时全美的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中间引起了空前的呼应与反响。不仅在美国，这封信还很快传到了欧洲，在英国、法国等地的留学生中，同样引起强烈的呼应，在欧洲的许多留学生也纷纷响应，陆续回到了新中国的怀抱。回到新中国的怀抱后，朱光亚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心血，都投入到了铸造新中国强大“核盾”这项神圣、艰巨和光荣的“共和国使命”之中。

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和此后相当长的日子里，朱光亚和他的同事们、战友们的日常工作内容，都处在一种“绝密级”的状态里。他的亲人和他的孩子们，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不知道自己父亲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在家里，朱光亚也从来不讲自己在做什么工作，他的书房，不经他允许，孩子们也不能随意进去。孩子们只知道他经常外出出差，有时候知道他是去大西北地区，而且一走就是几个月。

多年后的一天，院子里的一群孩子聚集在一起聊天说笑，不知是谁突然提出来一个问题：大家互相猜猜看，我们的爸爸、妈妈是干什么工作的？没有一个孩子能回答出来。有一个高年级的孩子灵机一动，提议说，咱们好好回忆一下，是不是每次核试验，大家的爸爸、妈妈都不在北京？小伙伴们仔细一想，互相之间一验证，嘿，还真是这样的！每次有了大的试验，各自的爸爸、妈妈就都“出差”去了，而且都去了大西北。这样，大院里的这些孩子，才隐隐约约地明白了，自己的父母亲所做的，都是属于国家保密性质的、神圣而光荣的、也是最为重大的工作。孩子们的心中也顿时生出无限的自豪。当然，他们也都知道了，为爸爸、妈妈们的神圣工作“保密”，应该从“我”做起，从自己做起。所以，他们在外面也从来不跟他人谈论自己爸爸、妈妈的工作。实际上，当时凡是去往大西北草原、戈壁和沙漠里从事核试验的人，无论你的级别是高是低，也无论你是科学家、科学技术人员还是解放军战士、技术工人，都要严格执行“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的保密纪律。

朱光亚先生把毕生的心血、智慧和力量，献给了新中国的国防建设和核科学事业。2011年2月26日，朱光亚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7岁。曾经与他并肩奋斗了近半个世纪的一位科学家、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深情地说道：“朱光亚院士代表了一个时代。他亲身参与并见证了我国原子弹、氢弹、中子弹等核武器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是那个时代的标志性人物。”

凡是在罗布泊大漠深处的马兰基地和孔雀河边，为了新中国的核试验事业而奋斗过的英雄儿女们，他们生前，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会留下一个遗言：把我送回罗布泊，送回马兰，埋在那些早逝的同志和战友身边……

朱光亚院士也是这样做的。遵照他的遗愿，2012年9月26日，他的亲人、同志、战友和学生，把他的部分骨灰送到了马兰，安葬在中国核试验基地马兰革命烈士陵园里。大漠，戈壁，红柳，胡杨，马兰花，甘草泉……一代功勋科学家，以魂归马兰的方式，长眠在曾经奋斗过的罗布泊荒原上。

2015年，我有幸进入马兰基地采访和体验生活。一天上午，我们一行人怀着无比敬仰的心情，缓步走进马兰革命烈士陵园，向长眠在这里的朱光亚院士和他的同事们、战友们的墓前献上了致敬的花篮。陵园里矗立着一座高指蓝天的“马兰革命烈士纪念碑”，我看到，基座上镌刻的碑文正是由朱光亚院士亲笔题写的：“这是一块沉睡了千年的国土，又是一块挺起祖国母亲脊梁的热土……安葬在这里的人们，就是为创造这种惊天动地业绩而献身的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的生命已经逝去，但后来者懂得，正是这种苍凉与悲壮才使‘和平’二字显得更加珍贵……”我把这篇碑文，恭恭敬敬地抄录在了采访本上。

在马兰采访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一行，沿着朱光亚、张蕴钰、程开甲、林俊德……这些伟大的“马兰人”奋斗的足迹，去过许多鲜为人知的地方。我知道，这里的每一个地方，都是朱光亚和他的战友们毕生梦牵魂萦的地方。

让我记忆尤深的是，在进入马兰基地核试验场区的半路上，在通往“7区”的左侧和“8区”的右侧的一个Y字形的上端处，有一个属于基地部队后勤部的兵站，名字叫“甘草泉”。驻守过甘草泉的部队官兵都知道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当年，在勘探核试验基地的时候，有两名探路的战士在沙漠里迷路了，因为又饥又渴，他们昏倒在了戈壁滩上。不知过了多久，两名战士醒来时，发现身边的一丛甘草旁，涌出了一股涓涓清泉。我们的战士因此而得救了……这个传说，直到今天，所有的“马兰人”耳熟能详。

1961年，通往“7区”的道路修通后，曾在此驻扎过一支道路维修队。有一天，几位基地首长来到这里，一位首长对道路维修队的一位姓郭的队长说，基地司令员和两位副司令员都姓张，你姓郭，干脆就把这里叫“张郭庄”吧。这个地方暂时就叫了“张郭庄”。后来，朱光亚和王淦昌、程开甲等几位科学家进试验场时，几次路过这里，觉得“张郭庄”这个名字不美，于是大家一致通过，给这个地方改名为“甘草泉”。从此，基地就在这股泉水边设了一个永久的兵站，作为进入核试验场区前的一处给养补充点。

1993年秋天，已是古稀之年的朱光亚院士重返罗布泊时，特意又来到甘草泉边，还蹲下身来，双手捧起几捧清清的泉水，重新尝了尝。他是那么怀念和感念，甘草泉的涓涓清流，曾经滋润过他们这代人在追寻强国梦想的岁月里所度过的无比艰苦的日日夜夜。当时，朱院士还告诉身边的年轻的工作人员和战士们说：“我们马兰人，最珍惜的就是沙漠之水，无论是甘草泉的清泉，还是戈壁上的碱水泉。”

戈壁马兰花，大漠甘草泉。马兰花和甘草，都是罗布泊荒原上美丽而坚强的生命的象征。正是徜徉在马兰革命烈士陵园和甘草泉边的时候，我不禁想到，我们今天的青少年一代，对朱光亚院士和马兰英雄们的奋斗故事，知道得真是太少了！而长眠在罗布泊沙漠的每一个人，都是我们共和国的功臣和英雄儿女，都是一代代青少年应该永远敬仰、缅怀和崇拜的“最美奋斗者”。也就是在那一刻，一个庄重的念头划过我的脑海：一定要写一部书，哦，不是一部书，也可能是两部书、三部书，来讲述罗布泊深处和孔雀河畔的英雄儿女们鲜为人知的奋斗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