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益善

根据我一九七六年四月二日的日记记载，这天中午，湖北省文艺创作室的赵师傅用吉普车送我和徐迟到汉口海员俱乐部，和黄声孝会合，两点半从汉口码头上了东方红231号客轮。三点客轮起航逆江而上。四月四日中午一点，船到宜昌，上岸后，黄声孝先带我与徐迟在宜昌港务局招待所休息，长航（长江航运管理局）宣传处的张强华、宜昌作家李华章、宜昌港宣传科龚科长等人陪着聊天。徐迟很高兴，他本已年过六十，在干校放了几年牛，有关部门通知他退休，他到老家南浔把住处都找好了，准备回到江南小镇去颐养天年。不知什么原因，有关部门又突然通知他不退休，要他到湖北省文艺创作室上班。能够重新领一本工作证，重新回到文学队伍中来，他简直要焕发青春了。徐迟那天下午谈了一些话，主要谈黄声孝的诗和到生活中去寻找素材，他还说他在干校放牛和读马克思的《资本论》，那感觉特别好。晚饭是在黄声孝家里吃的，徐迟还喝了一小杯酒。

从黄声孝家里出来，我们住进了宜昌市革命委员会招待所。木楼梯木地板，有古色古香的味道。我们俩住一个房间，徐迟很快就坐在木桌旁，把书摆在桌上，还有几封信。那书里有一本英语书，在汉口到宜昌的船上，我看见他读过。

徐迟对我说，我要在这里住几天，要到葛洲坝工地好好深入生活，了解更多的情况。一九六六年之后，到现在十年了，我一个字都没发表过，我是个作家哩！我重新回到队伍里来，我要写些东西的。他随手从桌上的信件里拿出一封信，朝我扬了扬，接着说，这是我的老朋友袁水拍的信，他当年写的讽刺诗可是很好的哩，《马凡陀山歌》影响很大，现在却做了官，文化部的副部长啊，可惜。说到这里，徐迟不做声了，似乎觉得不应该给我这个年轻人说这些。

我到卫生间里洗漱完毕，请徐迟也去洗漱。徐迟说，益善你先睡，我还要看一会书再去洗，我的瞌睡不多。停了停，他又说，我们住在这里，尽量少让别人知道，要是他们经常来找我们，那我的任务就完不成了。我答应说，我晓得。

那天我有些累，很快就睡了，也不知道徐迟是什么时候睡的。

一九七六年四月五日，徐迟与我在招待所吃过早饭后，他带我去葛洲坝工地。九点时，我们找到了一个公共汽车站牌，站牌上写着从这里上车可以到葛洲坝工地。徐迟和我在站牌下等车，我们等呀等呀，等了大半个小时，既没有车来，也没见前来搭车的人。我们感到有些奇怪时，一个提菜篮从街上买菜过来的大婶，看到我们这一老一少的在站牌下等车，便赶过来对我们说，这车站早就搬了，这里没有车来的。大婶给我们指明了新车站的地方。徐迟和我谢了大婶，赶到新车站。搭车的人很多，我们好不容易挤上车，一路摇摇晃晃站到葛洲坝。

挤下公共汽车，我第一次看到葛洲坝工地，惊呆了。那是一个什么场景啊，到处是人是机械，大型运土车呜呜地行进着，车上满载着泥土与石块；高大的塔式吊车伸出巨臂，像一棵大树伸出的巨大枝干，把水泥浇注的预制件吊来吊去；挖掘机挖掘出泥土和石块，装到运土车的车斗里。挖掘，搅拌，浇注，机声隆隆，人声鼎沸，热火朝天。

徐迟带着我，小心地绕开机械车流，跳过翻开的土块深坑，在工地上谨慎地行走。徐迟说，我们去长办（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国务院直管的部门）设计代表处。他一边走一边向我介绍葛洲坝的情况。

我问徐迟，徐老，你怎么对这个工程知道得这么多？

徐迟笑着说，嘿，我六十年代就是为了长江，为了三峡工程，带着全家从北京迁居到湖北的。碧野同志和我一样，是为了丹江口大坝带着全家从北京迁来湖北的。他写了丹江口水利枢纽工程的长篇小说，还没出版。我要写三峡大坝，在三峡工程还没上马时，我要先写葛洲坝。我原来采访过长办的主任林一山，那是个了不得的人，是长江王，他的意见直接能影响高层决策者。他是老革命，参加过一二 · 九学生运动。我从干校回来后，去见过他，葛洲坝的停工与复工都是他告诉我的，他已经被解放了。

四月初的太阳不大，我和徐迟都没戴帽子，又加上在工地上跳跃着行走，我看见徐迟的额头上有汗水了，他已是六十三岁的老人了。徐迟接下来说：益善，写任何作品，特别是报告文学，一定要深入，要多了解材料，要到现场体验，生活是第一要紧的，当然还要多读与你要写的题材相关的书。

终于，我们找到了长办设代处，见到了设代处分管宣传的干部杨声金。杨声金与徐迟很熟，看样子与徐迟打过多次交道。杨声金是个勘探工人出身的干部，搞了二十多年的勘探，走过许多地方。他文化程度不高，学习十分刻苦，我在徐迟研究他提供的图纸和设计材料时，翻看他剪贴的几大本剪报，剪报中有报纸文章、图片、歌曲。杨声金还给我看了他写的散文，其中有一篇写他当勘探队员时在云南虎跳峡落水死里逃生的事。我在三十多年后到虎跳峡，看到那湍急的江水，脑子中立刻就想到了杨声金，他能从那水中逃出，真是命大。

中午时，杨声金在工地食堂给徐迟和我买了两份饭菜，饭是用一只土钵子蒸的，菜是用一只粗瓷碗装的，有白菜、萝卜和几小片肉。我看到工人端了饭菜后，把头上的柳条盔摘下往屁股下一塞，坐在工地上吃起来。杨声金拿来两叠废图纸，让徐迟和我垫着坐。我跟徐迟和葛洲坝的建设者们，在纷繁的工地上，头顶青天，坐在大地，吃了一顿午饭。徐迟把钵子里的米饭分了一坨给我，再把那肉片夹了几块放在我的菜碗里。他说，你年轻，正长身体，多吃点。我说你要吃饱哇！他说，我吃不了这么多。我和徐迟在工地上吃的这顿饭，很香。饭菜是杨声金掏餐票买的，徐迟掏钱给他，他坚决不要。

午饭后，徐迟在长办设代处又看了一会材料，再和杨声金聊天，主要问工地上的基本情况，有些数字，徐迟用笔记在一张纸上，那纸上已记下了他看材料时随手记下的一些文字，那细小娟秀的字写得密密麻麻。

离开长办设代处，已是下午三点钟了。徐迟和我又在工地上行走，继续躲开车辆机械，在土块和石头中跳跃着行进。我紧紧跟着他，准备随时扶掖他，可他一次也没歪倒。

我们晚饭前回到招待所，晚上我去看望我的一个叔辈汪朝东，他也在长办设代处当工程师。徐迟晚上被葛洲坝报社的社长齐克接去了，齐克曾是省文联的干部，他与徐迟熟。

我陪徐迟在招待所住了三个晚上，四月七日，我从宜昌码头上了江峡号轮船，前往重庆。船上的大副石若仪说，毛主席曾三次坐过江峡号。徐迟一个人在宜昌呆了几天后，回了武汉。

一九八二年三月，徐迟写的关于葛洲坝枢纽工程的报告文学《刑天舞干戚》完成，在当年五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并获得了一九八一年至一九八二年全国报告文学奖。徐迟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报告文学集《结晶》的后记中说：“《刑天舞干戚》是八二年春天写的。这篇报告文学有多年积累，还写了五个多月。这篇文章写得比较保守，不够现代化，自己不很满意，虽然写现代化工业，不可能没有现代化笔触，但比较谨守着现实主义的手法，看来没有写好。”徐迟对自己的作品要求好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