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韩晓玲 通讯员 党波涛
10月11日下午，在华中师范大学7号教学楼的一间教室里，该校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教师龙泉为2023级地理师范生上了一堂新生研讨课——《中国地理教育发展简史》专题。
这堂课，龙泉主要讲授清末到民国时期的地理教育。下次，将讲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地理教育。
“哇！”课堂上，学生们不断发出惊叹声。原来，龙泉收藏了百余年来的1千多册地理教科书，这次结合授课内容，带来了部分藏书，其中不乏100多年前的老课本。
老课本成为“活教材”
当天的课堂上，龙泉娓娓讲述了近代地理教育发展历程。PPT里，有不少老课本的图片。而其中一些保存较好的课本，被他带来教室，陈列在第一排课桌上。课中，他不时拿起相关的老课本，一边展示一边讲述，深深吸引了学生们。
我国最早以“教科书”命名的地理课本、中国近代地理学先驱张相文编写的《本国中等地理教科书》《初等地理教科书》，陈独秀编写的《小学万国地理新编》，有着精美彩色插图的《地理初阶》，堪称“精装本”的中学堂地理教科书，油印的抗日根据地课本……近代地理教育发展的脉络生动可感，学生们同时感受到贯穿其中的家国情怀。
龙泉举起一本袖珍的《国防地理课本》，告诉学生们，这是抗战时期为“两面小学”特地编印的小开本抗日课本，可以随时夹在日伪政府编写的课本中，躲过日伪的检查。这本袖珍地理课本，见证了当年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展抗日教育的惊心动魄的历史。听到这里，学生们为之震撼。
课堂上，龙泉也分享了一些有趣的花絮：在一本清朝光绪三十一年的《最新初等小学地理教科书》一页夹层中，夹着一张100多年前的小抄，薄如蝉翼，用蝇头小楷抄写；在一本1930年的《新主义地理课本》上，当时的学生画下了先生画像，被先生责怪后又在书上写下悔过书，承诺“自后必改过”。新生们大笑。
课后，新生们用湿巾和纸巾净手，小心翼翼地翻阅这些老课本，纷纷用手机拍摄书中内容，并不时提问和老师交流。两名男生看到一本课本上写着密密麻麻的笔记，不禁感叹：“真是学霸啊！”
此次，华中师大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党委书记吴成峡与学生同堂听课。他说，该学院有好几门课入选学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项目，由龙泉老师主讲的这门新生研讨课便是其中之一，几年来在地理教学中融入家国情怀教育这一方面，进行了有益探索。
淘书“捡漏”趣事多
龙泉曾在华中师大一附中当过十几年中学地理教师。那时，他便对收藏不同时代的地理教材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么多年，他陆续收藏了千余册，其中清末民国时期的地理教科书已集齐了160多套。
在位于武昌沙湖之畔的龙泉家中，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看到，书架上整整齐齐地摆放着纸匣和塑料袋，成套系的书籍分别放在里面。每当淘到古旧书籍，有书画装裱特长的龙泉便会为之制作封皮、书函、标签。在修复有的珍贵书籍时，他还用上了专门收藏的民国老宣纸。
龙泉告诉记者，他淘书的渠道主要包括旧书网选购、网络拍卖、藏友转让、逛古玩城或地摊。他还经常利用寒暑假和节假日跑全国各地的收藏市场，为此积攒了厚厚一沓火车票和登机牌。
龙泉的淘书经历中，有的价格“贵到肉疼”，有的却“捡漏”以白菜价买下。一旦淘到“重量级”的地理教科书，或是以前只在资料中见过书名，如今却淘到实物，都令他惊喜。
有时，好不容易凑齐一套教科书，龙泉更是兴奋不已。例如，110年前出版的高等小学《新制中华地理教科书》，全套共有九册，他苦苦寻觅多年，才淘到了第七册，终于集齐了。他历时三年，从四个省份把109年前出版的《中华中学地理教科书》全套找齐了。
今年3月的一个周末，龙泉在昆明潘家湾古玩市场的地摊上，无意中淘到一本1935年的《高中外国地理》上册，而家里正好有一本几年前淘到的下册，让他感叹“真是缘分”。类似的奇遇，已不止一次。
“翻一页都掉渣”的藏书有了数字版
龙泉的藏书中，不少书“翻一页都掉渣”。他专门购买了古籍扫描仪，将藏书逐批扫描变成数字化版本，便可以在电脑上反复阅读。
不同时代、不同地域的地理教科书，为龙泉的教学和科研提供了丰富素材。在他看来，这些地理教科书不仅蕴含着丰富知识和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更折射着历史的变迁，见证着中国地理学科及其教育的发展。
龙泉曾经在文献上看到，抗日根据地的课本严重缺乏，有的学校六七个学生合读一本，哥哥姐姐用了弟弟妹妹用，很多地理课本还是教员手抄的。许多学校是先生替学生抄，高年级学生替低年级学生抄。
去年11月，龙泉淘到了抗日根据地的手抄地理课本，对文献记载有了更为直观、深刻的感受。“向地理教育先辈致敬！”他感慨地说，“地理教材中的党史”让自己深受教育。
每年的新生研讨课，龙泉都会将一部分保存较好、能够翻阅的藏书带到课堂上，供学生近距离接触。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新生们对所学专业有初步理解，也从中受到爱国主义教育。
多年来，龙泉为收藏地理教科书投入了大量费用。但他认为，这批藏书的价值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他表示，晚年打算将全部藏书捐给有关机构，使其能够充分发挥研究价值和育人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