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方琳 通讯员 李升炜
《资治通鉴》，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司马光主持编修的我国第一部编年通史。全书294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记载了战国秦汉、魏晋六朝、隋唐五代共16个朝代、1362年错综复杂的历史。
700年前，宋元之际史学家胡三省对《资治通鉴》进行全本注释；700年后，当今史学家张大可再次对《资治通鉴》进行全本注释。最新版《资治通鉴全本新注》（全十四册）日前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推出，首批3000套已上市，全书累计近万页，重达33.5斤。
这样一部巨作是如何诞生的？近日，身在北京、年逾八旬的知名史学家张大可先生接受了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的网络采访。
历时二十年“升级”《资治通鉴》注本
记者：我了解到，您从2003年启动《资治通鉴》注释工作，对书中人、事、物进行了精细的考证和系统的研究，且累计校订胡三省注本多处。您开展这一工作的初衷是什么？
张大可：《资治通鉴》是一部贯通古今的编年体通史巨著，其气势与规模，不仅在古代中国，就是在中世纪的世界史坛上，都堪称无与伦比之作，有着巨大的历史价值以及知古鉴今的价值，值得所有人阅读。
注译整理《资治通鉴》的目的与初衷，就是要把中国古典优秀名著普及给当今的中国大众。为了适宜大众阅读，分为白话语译本和新注本。白话语译本题名为《（白话本）资治通鉴》（全十册），201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受到大众认可，五年来再版了五次，累计发行两万五千套；新注本题名《资治通鉴全本新注》（全十四册），2023年由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出版，此为首印。白话本与新注本两书是对《资治通鉴》注与译整理的姊妹篇，将来两书合并就是《资治通鉴全本注译》，是为完帙。为何有分有合？一是部头浩大，分步完成；二是适应对象有差别，语译本更便于普及，所以有分有合。
《资治通鉴》注译整理过程，说来话长。我上世纪60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因此注译整理就是我的专业，我的职责。当年求学时我选定的目标就是史学名著。我认为史学是人生第一要读的书，有三大理由：其一，史学规范言、行，是人生成长与一生征程的指南；其二，史学是百科全书，使人增智慧、长才干；其三，顶尖的优秀史学名著，积淀治国与做人的哲学思维，既是治国宝典，也是人伦道德教科书。陶冶人学的社会科学今谓之文、史、哲。文学写喜怒哀乐，抒发人的感情，放在第一位；史学载人的言行，在第二位；哲学揭示思想，在第三位。而中国传统思维经史子集四部典籍，除经学外，史、子、集的排序是史学第一、哲学第二、文学第三在末位。当今社会人生活动事务繁巨，需要纾解，所以文学到了第一位，而提高人生修养与圣洁品性，史学永远在第一位。
上世纪80年代，我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从1980年起，开设《史记》《三国史》专修课，就从事《史记》《三国志》的注译整理。1988年，接受陕西人民出版社整理系列中国史学名著的任务。我经过考察，顶尖史学名著不仅全面完善记载了历史发展过程，而且融入了作者阐释历史为何如此发展的理论，合于这两个标准的中国史学名著共有六部，即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加《左传》《资治通鉴》，此后由我组织队伍，制定体例，邀请了全国近二十所高校及科研单位的30余位学者参编，题名“中国六大史学名著丛书”，分部出版。1990年底，最先出版我独立完成的《史记全本新注》，1998年最后完成《资治通鉴新注》，参与者有30余位学者，其中有七八位全国年长的知名教授，所以不设主编，我与出版社总编联名署策划。按出版社的要求压缩丛书篇幅，整理只作简明注释，不作语译，也无大事提要和点评。但《三国志》与《左传》两部整理者增加了语译。上述“中国六大史学名著”的编撰整理过程，也是这一名称概念首次登上历史舞台的背景。
《资治通鉴》记载历史过程的内容，主要有十个方面，已概括在书前的“导读”中。写得最精彩的事与人，集中在“治、乱、兴、衰”这四字中。治世的创业之主、守成的中兴之主，乱与衰中的战争、战役写得精彩淋漓。秦汉之际与隋唐之际这两个历史段落，是司马光用力最多的地方，两个历史段落对照来读，更有启发意义。
陕西人民出版社“中国六大史学名著丛书”简注版出版后，由于简注不尽如人意，随后我进行了升级版的整理，内容为：每种书前有“导读”，篇前有内容提要或大事提要，增加适当的注文条目，正文下增加结构段意，篇后做点评，增强学术性与宏观视角的思维。完成《史记》与《资治通鉴》的升级版，从2003年开始，又历经了20年。明年将推出《三国志》的升级版，还有《左传》《汉书》《后汉书》三部尚待完成，我已进入耄耋之年，个人之力无法推进了，而且出版分散。陕西人民出版社做了开创之功，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后继发力，为弘扬中华文化作出了贡献。
编注工作 需要终身的坚持与规划
记者：出版社介绍，您这个版本以胡三省注本为底本，融现代研究成果，除包含传统的字音、字义、人物、地理、职官、历史掌故等注释外，还首创微观疏解与宏观研究相结合、揭示思想内涵的新注体例，文前导读，卷后评点。这一过程相当烦琐，有难点吗？
张大可：《资治通鉴》属于中等古文，无论注与译对于有能力整理的学者一般应无难点，但在注译整理学术之外，有两大难点，粗心、急躁的学者是难以克服的。
一是用一人之力整理大部头的典籍如同一场长距离的马拉松，要有足够的耐力、韧劲、毅力与长期坚持。没有十年以上的规划不要动手。整理《史记》《资治通鉴》两书，我均做了终身的坚持与规划，两书穿插进行，规划分阶段的目标、出版阶段成果与最终成果的规划，集中一切时间，每一天都不间断，长规划，短安排，提高单位时间的效率，只要有了长期坚持的毅力，与周密的时间规划，一切难点均可克服。即使完不成终极目标，也有阶段成果。
第二，是技术细则的处理。市场上有多种《资治通鉴》译本，相当多的品种忽略细则的技术处理，所以质量不高。我整理典籍，针对各种典籍的特点以及作者特点，制定技术处理的原则，写成凡例列于书首，凡例规矩贯彻全书，《资治通鉴全本新注》的凡例有七条内容，重点在细则处理，是本书的一大亮点，一大特点。
记者：我注意到，您在注释中加入“点评”，是出于什么考虑？是读者提出的吗？
张大可：一般的注译整理均无“点评”，也没有读者提出。《史记全本新注》就无点评，而中国传统学术中有专门古籍点评，以明人为盛。《史记》《资治通鉴》均有多种点评的专书，如《史记评林》《班马异同评》，《资治通鉴》胡注就有许多评论，王夫之更有《读通鉴论》专书，散见于历代名人文集中的评论亦不少，为了呼应司马光的“臣光曰”，也增强学术性，同时与每卷的“大事提要”配合启迪读者思绪，因此在《资治通鉴全本新注》中增加了“点评”一目。
两“司马”著作并读更能启人深思
记者：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前后推出您的《史记全本新注》和《资治通鉴全本新注》，两史书出自两位“司马”之手，“新注”也有利于普及大众，能介绍这方面的内容吗？
张大可：古籍整理不是普及读物，是化学术性为通俗，走向大众，既为专业读者提供方向，也为大众提供欣赏、阅读的便利。我整理的《史记》和《通鉴》，在传统的中规中矩的注释之外，增加了许多栏目，书前有“导读”，每篇有“题解”或“大事提要”，篇中加“段意”，篇后有“点评”等，加入宏观解读，也有双向效果。
《史记》，西汉司马迁作；《通鉴》，北宋司马光作，两者并称为“两司马之史学”。这个问题提得好，借此我谈一谈两司马史学比较之同与异，各有三个方面。
两司马之同有三：其一，两人都是天才史家，均具有才、学、识、德四大特质的全面修养，是几百年、上千年才产生的良史奇才。其二，两人同出一个家门，夏商周时代的史官世家，共有深厚的家学渊源。其三，两人均是自觉的史家，司马迁继承父志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的创作，成圣人之言，为后王立法，为人伦立则，《史记》既是治国宝典，又是人伦道德教科书；司马光作《资治通鉴》详述治乱兴衰，也是以治史为实现治国的一种形式。
两司马由于个人经历不同，立场有异。司马光人生一帆风顺，立场保守，维护正统。司马迁人生坎坷，曾受腐刑，二十壮游深入社会下层，同情大众，有激进的思想，是非颇谬于圣人。
两人思想相异之点有三：其一，司马迁思想进步，主张通古今之变，国家建构要与时俱进，支持改革、变法；司马光保守，主张祖宗之法不可变，反对王安石变法。其二，司马迁看重人才，主张人生要积极进取，有担当，写人物传记，为“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的人立传；司马光主张以德御才，以人为四等，置德于才之上，看重个人修养。其三，两人历史观不同。司马迁主张进步的历史观，赋予史学批判功能；司马光保守，维护礼制，不可越雷池一步。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既不涉上古，又不言后周之灭，止于禅让之前，寓意良深。
上述两司马之三同，产生了两部经世大典、文史名著，《史记》《资治通鉴》均为治国宝典，人人必读的国学根柢书。两司马之三异，决定了两书同写治乱兴衰，而有不同的境界与内容。例如两人写事，司马迁在纪传体中着重写历史过程与事变，突出古今之变；司马光则在记事的编年体中突出做人的德与才，主张以德御才。《史记》与《资治通鉴》并读，互相参照，更能启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