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南强

张舜徽先生仙逝三十年了，三十多年前请益、交往的往事情景，一幕幕如在眼前。今剪取数帧，敬兹纪念。

你是我的小老乡呢

1981年，我在华中师范学院（现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念大学三年级。从是年9月3日开始，蒋松源先生给我们开讲元明清文学课。蒋先生上课，神采飞扬，旁征博引，同学们很欣赏。其时我受社会上唐诗宋词赏析类著作大兴的影响，加上自小喜欢唐宋诗词，课业之余，主要精力放在阅读唐宋文学作品及尝试撰写赏析类文字方面。在阅览《宋词选》中范仲淹《苏慕遮》“碧云天”词时，看到引述姚叔节诗评：“大范胸罗十万兵，碧云黄叶尚多情。从来虎啸龙吟客，不废雏莺乳燕声。”无引据出处，怀疑姚氏为明人或清人。便求教于蒋先生。蒋先生不晓，许以代向系里学识最渊博的石声淮老先生请教。然而，数天之后的回复令人失望——石先生亦不知姚氏何人。课后我陪蒋先生边走边聊，到了历史系教学楼前，蒋先生忽然撇开我，小跑几步跨上台阶，迎向一位从大楼出来的老者，尊称其张先生，并挥手招我上前，介绍我向张先生请教后，便匆匆离开了。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舜徽先生：七十来岁，慈眉善目，方脸高额，嘴角挂满了微笑。他要我把问题写到纸上，明天下午四点，仍到历史系教学大楼前会面。

第二天下午三点五十分，我等候在约好的地点，张先生四点准时到了。一见面，他就告诉我：姚叔节，近代人，清代桐城派姚鼐之孙，本名姚永概，字叔节。工诗，有《慎宜轩诗集》存世。要我到学校图书馆或省图书馆去查查，或许这首诗就收录在内。并将写在纸上的材料递给我。

听到张先生满口湖南益阳一带方言，我当时就激动起来。脱口而出：“张老师，您人家（益阳方言，您老人家之意）是益阳人吗？我是益阳桃江的呢！”张老师高兴地看了看我：“夥！我是益阳沅江的。沅江、桃江，都属益阳，你是我的小老乡呢！”他详细问了我的家庭和学习情况，勉励我努力学习，珍惜时间。并特别嘱咐我，以后学习上如果遇到什么问题，可以告诉他。天气好的话，每天下午四点左右，他一般会在校园散步，能在校园里见到他。

不要研究生代借图书，代查资料

1982年8月，大学毕业，我留在本校图书馆，从事中文图书的分类编目工作。当时的学校图书馆，有书名、作者、分类三套检索体系，都是按四角号码编排的。分类编目图书，遇到个别检索把握不准是否已有入藏或藏本与新书有异的情况，要到保存本书库去核实。

一天，我到保存本书库核查新书的增订复本问题，没想到遇到了张先生。我特别高兴，赶忙迎上前：“张老师，您人家找书啊？”张先生看到我，也很诧异：“小老乡，是你啊！怎么在这里呢？”

我告诉了自己留校图书馆工作的情况，张先生很高兴。说：“在学校图书馆工作好啊！左右逢源，想要什么书，就可找到什么书，是做学问的好地方！”

“您人家借书、找资料，怎么不要您的学生来呢？”在了解他是来借书后，我问张先生。其时张先生是学校极少的研究生导师之一。

“他们都很忙，我怎么能耽误他们的时间呢？再说，我想要借的书，书中要找的资料，或许他们认为是没有用的；他们认为有用的，可我也可能觉得是没有用的呢。自己来找，放心一些。”张先生回答。

我使用四角号码很熟，视力好，书库也比较熟悉，便主动帮助他很快找到了需要的图书，张先生很高兴。

其时学校图书馆没有开架阅览，保存本书库不让图书外借，且严禁读者出入。书库图书管理老师在张先生走后告诉我，张先生是学术名家，又是图书馆的“常客”，学校特例准其进保存本书库自己找书找资料，并允许外借回家。张先生几乎每月都要来几次，但从未见他带学生来，也没有学生打着他的名号来为他借书的。后来，我在书库又有几次遇到过张先生，也总是在他的首肯下提供帮助，但他从未主动到采编部来找我去帮他。

六十岁左右正是做学问的黄金时间

我父母在太原工作生活。1984年母亲来武汉帮我带小孩，父亲一个人在太原生活很不习惯。父亲近六十岁了，我很牵记。其时，国家改革开放不久，高校缺乏教师，我忽然想到，能否找张先生帮忙，联系一下将父亲调到学校来工作呢？

因为家贫，父亲解放前先后在益阳读过两个师范（其中龙洲师范学校为初级师范，第五师范学校为高级师范），解放后被保送到湖南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工作。

趁父亲来武汉看孙子的机会，我带父亲拜会了张先生。

张先生和父亲相晤甚欢。从湖南大学中文系任教的杨树达、马宗霍、骆鸿凯，谈到益阳近代名人陶澍、胡林翼，以及湖南近代人物左宗棠、曾国藩、谭延闿等，张先生与湖大几位先生熟稔，湘籍近代名人奇闻轶事如数家珍，父亲亦多知晓回应。我侍坐在旁，真有如沐春风之感。临别，张先生热诚许诺亲自找学校领导，联系商调父亲来历史系工作事宜。

十来天后，张先生到图书馆采编室找我未遇，留言要我去他家一趟。

我来到张先生家。张先生遗憾地告诉我：“你父亲调来学校的事未办成呢！五十多岁六十岁左右，正是做学问的黄金时间，怎么年龄就大了呢？！”他又拿出一封推荐信，要我写好父亲的简历，拿着信和简历到湖北省档案馆找陈忠民副馆长，说湖北省档案馆保存大量清同治至解放前的档案，需要专业人才整理，或许可以调入。

据我后来的了解，就我父亲调入事，张先生多次亲自找学校人事处及校主管领导协商，校领导也曾专门研究，惜其时国家有文件规定，五十五岁以上人员一般就不能调入高校和政府部门了。父亲调湖北省档案馆一事虽有张先生鼎力推荐，也未能办成。

几个月后，山西省社会科学院请张先生荐举能参与清光绪本《山西通志》点校工作的人才，张先生首先就推荐了我父亲。父亲点校了《山西通志》第18和19分册（全书22册），后又受省文史馆之邀，主持点校了山西《徐沟县志》，均由中华书局出版。1986年春节，父亲忙于点校工作，没有来武汉与我们团聚。他在省图书馆查阅资料，恰逢记者到图书馆采访，记者将采访文字与父亲的照片刊载《太原日报》，一时传为美谈。1988年，父亲退休后来武汉定居，还参与白话今译《后汉书》项目，译了20多万字。

1987年至1992年春节，我都陪父亲去拜访张先生，给张先生拜年。张先生总是特别高兴，每次与我父亲都有谈不完的话题。我们也总是喝到张师母特别热情做的白木耳莲子汤。

我很看重家学

中国最早的图书馆学教学机构——文华大学图书科隶属于华中师范大学前身文华大学。1985年，我校续办图书馆学专业，我从图书馆调入任教，主讲“中文工具书使用法”课程。1990年，我编写了《文史哲资料工具书检索》教材书稿。抱着书稿，我惴惴不安地登门，想请张先生赐教写几句话。张先生十分珍惜时间，每天早上4点多就起床写作，沉浸于写作之中，无暇它顾，我很担心遭到拒绝。未曾想张先生当即慨然应允，并嘱咐我三天后就上门去取。

三天后，我到了张先生家。

张先生拿出给我写好的“题辞”，先慎重问我父亲的“字”，在我犹豫片刻回答就用“名”之后，落笔在空白处添上我父亲的名字，接着夸奖我的书稿好，对做学问很“有用”，勉励我继续努力。略一停顿，他仿佛自言自语地说：“我很看重家学，可惜，现在时代不流行了啊！”

辞谢张先生后，我欢天喜地回到家中，看着张先生那刚健有力，一笔不苟、奖掖有加的“题辞”，激动得一夜未眠。

张先生是一位中国传统学术的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大家，他涉及经史子集八百多万字的著述，是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财富。他的大部分学术著作，都是在六十来岁之后撰写完成的。“六十来岁是做学问的黄金时间”，是他的切身体会，也是他自己的真实写照。他在做学问方面，凡事亲力亲为，从未让学生“越俎代庖”，耽误学生的时间与精力。他看重家学渊源与博采众长，亲带学生或推荐学生拜访游学学术名家，广邀国内学术大师来校讲学，将自己家学及游学大家的获益经验，施行于教学实践。奖掖后学更是不遗余力。他的学术精神，思想见解、行为观念，应该能给当今社会、当代教育以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