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诗伟

如果《双城记》《安娜·卡列尼娜》的开篇语让人开卷一震，《麦田里的守望者》的那个结束语则引人掩卷缅想：“说来好笑，你千万别跟任何人谈任何事情；你只要一谈起，就会想起每一个人来。”读完倪江的长篇小说《搬到月亮上去》（敦煌文艺出版社2023年7月版），作品中的“每一个人”长久滞浮在脑屏，不由想起“麦田”的结束语。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国作家大卫·塞林格三十二岁发表的长篇小说，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创美国文学的“塞林格时代”，日本作家村上春树毫不掩饰自己对“麦田”的迷恋，认为“每个人都能在‘麦田’里找到自己青春的痕迹”。倪江，湖北90后作家，三十出头，短篇小说《逮鲢鱼的夏天》于今年获得四年一届的湖北文学奖；已有多位文学同行谈到倪江的小说叙事有塞林格式的绚烂与迷人，现在这部《搬到月亮上去》的确可以进一步印证这个说法，比如直面生活的敏感、真切、直率、纷繁、鲜活，以及对纯净“月亮”的执守。不过，一言以蔽之的比喻到底也有缺陷：它让本体比附喻体而突显某种特点时，难免对本体有所遮掩。事实上，“月亮”与“麦田”的内容与意蕴大不相同，二者的“绚烂与迷人”属于两种生活的艺术之光。

《搬到月亮上去》的生活发生在中国内地江城，时间是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的十年。其时，中国农村已解决温饱问题，农民开始谋求更好的生活，一时形成进城务工浪潮。作品主人公“我”（八岁的马吉）坐着父亲驾驶的货车来到江城，此后在江城的辗转迁徙中度过张皇失措的童年与少年。那时，“我”的父母缺乏在城市谋生的技能与资源，除了父亲会开车送货和几个先期进城的亲戚的指点拉扯，剩下的只有双手、体力与勤扒苦做。生意明暗不测，生活总在生存线上沉浮，为了业务机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为了方便务工与生活不得不到处搬家。“我们”先后在“江北”“汉西”与多处“近郊”落脚，都是底层市井。“我”生活在紧张不宁的家庭与混乱落后的街区、学校与人群中，弱小被动，本能的慌惊、不适、顺应、忧伤、排斥与反叛，最初的觉悟与意念让“我”的言行突兀畸异。那个“麦田”里的霍尔顿则不然，他出身富裕家庭，厌恶实利主义背景下人格异化的教育官员、老师与同学的假模假式，在十六岁的“三天”里游荡逃离——他与“我”不同，是一种理性的故意。

环境中对人最具影响的因素是人。“麦田”里的霍尔顿除开天真的妹妹菲比，其他与他有关的人，校长、历史老师、室友、女友、哥哥等，或虚伪势利，或虚荣贪色，或虚空古板，或虚情拜金，他们随时败坏他的心情，他无法接受必须抵抗。同时，那些假模假式又以真诚装饰或许也有对真诚的认可与释放，他们伴随他，属于他的青春生活的组成部分——竟也成为了他事后的“想念”。《搬到月亮上去》的“我”面对的是怎样的人呢？“我”的父母为超市送货、开蛋糕店，甚至去郊外捕鳝鱼和上山帮人“炼金”，千方百计不辞辛劳，负伤生病累死累活，一心为“我”在城市里学习成长、为买房过上平稳日子；每次生意都好景不长，父亲焦虑暴躁，母亲忧郁不安，两人三天两头大喊大叫地争吵直至大哭大闹地打架，一直在没出路的路上往返拼争……即便如此，父母始终老实做事诚恳待人，葆有对未来的想象与向往，只是父亲不堪艰难，常怀逃脱现实一人在外开货车的理想，有时宁愿眼下的生意彻底搞不成。“我”同情母亲，带着反感理解父亲。“我”的玩伴、同学、老师、教练、师傅、老板在落后环境中人生不遂各有毛病：小孩子看不起“乡下”来的“我”，与“我”玩耍打斗，填充“我”的空虚；成年人或乖张或忽悠，“我”在他们的麾下练武术、学车工、当诗人、做“导演”、担任“编辑部主任”，于荒谬中偶尔领略荒谬的成就感。总之，所有人活跳新鲜，不可抗拒的影响加诸“我”。

“我”与环境纠缠，惴惴不安没法用心学习，成了差生，因此越发厌学，持续恶性循环，高二被学校除名；但“我”不是不知道应当好好学习，甚至喜欢语文与文学，一旦被激发，也能成为全市少年武术冠军和校园“诗人”。而且“我”丢不下纯良：打架是为了正义或“责任”；离开武校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偷书出于热爱读书……十年间，“我”家一直在搬迁，“我”一路磕磕碰碰污泥浊水，但心里驻着明净的月亮；十八岁生日的夜晚，父母与众亲戚在家中欢声笑语地等着为“我”庆祝生日，而“我”，为了未来，“仍然站在这片月光中，默默地告别。”在精神层面，“我”与霍尔顿异构同质——他告诉妹妹，他要做一名麦田里的守望者，当成千上万的孩子在麦田游戏时，他守在悬崖边，如果哪个孩子向悬崖奔来，就把他捉住。

那么，绚烂与迷人是指以上内容吗？

是，也不是。说是，是以上内容已然折射作品回应生活的艺术上的敏感、真切、直率、纷繁与鲜活；说不是，是因为以上抽象概括无论是否省略了内容都注定少于形象，而文学以形象诉诸感觉，绚烂与迷人只能于语言形象中生成，或者，它是指语言形象呈现了纷繁独特的生活光彩且意蕴真切诱人——它不是华丽辞藻或花哨形式——是本事的艺术感染力，属于文学性的指标。

回到《搬到月亮上去》的文本，语言形象的绚丽与迷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内容纷繁丰茂，一是行文灵动出挑。

作品作为成长叙事，显然没法按单一故事或事件的起承转合表现生活，而成长生活零散无序、纷繁漫长，对于创作既是资源也是困难；对此，作家倪江基于独特性与一致性的艺术逻辑，对主人公的生活进行裁剪取舍，现有十三章加一个尾声，以搬家为线路、以环境为依据、以八岁到十八岁的身心变化为中枢串联聚合生活，作品在避免冗杂的同时保有自洽的纷繁性。纷繁于这个作品很重要，但纷繁不等于丰茂，只有写出纷繁的丰茂才能散发艺术光芒；丰茂要求作品的语言形象至少具有两个品质——具有质感与富有意味。在“麦田”里，纷繁与丰茂是通过主人公意识流予以呈现的，而本作品中，倪江熟稔地以蒙太奇剪辑方法装置生活，对纷繁素材一律加以切削，使之短小具象，大量而快节奏地组接，与读者公共经验互文，形成绵延的“履带”似的形象与意蕴。

然后是行文灵动出挑。灵动是活泼，自然自由，有节奏有色彩；出挑是出众，指行文冒出让人心头一荡的意象。这是作家的看家本领，倪江显示了塞林格一样的才气，作品中灵动出挑的描叙随处可见：例如，父亲开着货车回到乡下，不停地给围观的人派烟，“他自己的脑袋很快被别人递来的香烟给插满啦”；例如，墙上的挂钟是被父亲摔坏的，“时间永远停在四点二十一分”，每次看到它，“它像是在提醒我，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变化的，甚至精确到了哪一分钟”；例如，搬家途中，父亲把一只手伸出车窗说，“看到月亮没有？就在那边。”“他这话挺有气势，知道的人知道我们是要搬去江北，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是要搬到月亮上去呢。”整个叙事就是这么进行的。

——生活如此纷繁鲜活，能不绚烂迷人？

因为绚烂与迷人，所以塞林格说“你只要一谈起，就会想起每一个人来”——包括想念“混账毛里斯”。这就是少年时光与青春岁月，“那过去了的，都会成为亲切的怀念”（普希金诗句）。

整体而言，《搬到月亮上去》是一部富有魅力的成长叙事小说，也是一部生动回应时代生活的现实主义力作。当然，一切都归因于作家忠实生活的艺术书写。

而绚烂与迷人，已是小说的一种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