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日报评论员 艾丹

7月29日，据湖南岳阳市纪委监委通报，平江县原干部余某给乡镇“打招呼”，要求照顾其儿子打印店生意。从2018年到2021年，平江县24个乡镇到余某儿子的打印店制作宣传册、公示牌等，共计174万余元。

这起案件的特殊在于，打印店这一平常场所，成了权力寻租的主角。余某曾在平江县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指挥部督导办工作，可以为乡镇提供环境督查的时间、人员等信息，这也是24个乡镇心甘情愿“照顾生意”的关键所在。这里面涉及的利益输送，是以制作人居环境宣传册、公示牌等资料为挡箭牌，以“正规、可报销”的方式来进行公款支出，单就某一个乡镇来看，并不容易被发现。

现在，不少腐败案子一改直接的权钱交易，穿上了各种形式的“隐身衣”。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也通报过一些新型腐败、隐性腐败典型。有的金融领域领导干部安排亲友作“白手套”，隐藏“影子股东”身份，以虚假投资理财方式埋设“钱袋子”；有的地方官员让亲属充当“牵线木偶”，自己隐身幕后利用“影子公司”谋取不当利益；有的官员借助网络的私密性和隐蔽性，进行“数字货币”腐败。但事实反复证明，腐败藏得再隐蔽，终究也有败露的一天。

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强调，坚决查处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从24个乡镇“捧场官二代”打印店这一事例，可见在高压反腐态势之下，仍有一些腐败分子不收敛、不收手，改头换面搞隐性腐败，心存侥幸想蒙混过关。“打印店反腐”也让我们看到，那些用一百多万制作的册子和牌子，有无实际用处尚不可知，却给腐败提供温床，给形式主义制造了隐形变异的滋长空间。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表现形式不同，但都呈现出权力变现期权化、风腐交织一体化等特点。

坚决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突出重点领域，紧盯重点对象，是二十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公报强调的重要内容。在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领域，严肃查处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等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影响力谋私贪腐问题，铲除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的根源，让腐败“隐身衣”难以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