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泉 蔡俊 通讯员 卢树彬 蒋祥辉
7月17日，恩施市白果乡金龙坝村老年协会组织该村15名老人前往咸丰县黄金洞景区游玩，一路上，老人们欢声笑语、开心不已。
“协会每年都会组织各类活动，丰富我们的精神文化生活。”76岁的唐子英说。
白果乡位于恩施市西南部，山高路远，地少物薄，是典型的边远乡村。这里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务工，老人成为主要留守人群。
2012年9月9日，白果乡两河口村率先成立老年协会，经过持续10年的探索实践，白果乡已有1个老年服务中心、12个老年协会、23个老年之家，建立起蜂巢状的三级互助养老体系，辐射该乡2300多位老人。
互助养老缘起——
两位老人的养老悲剧
张必斗是两河口村老年协会的发起人，他今年75岁，退休前，在白果乡政府工作了20多年，曾担任多个村的党支部书记，2008年退休回到两河口村生活，人们喜欢叫他“斗书记”。
在与乡亲们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张必斗发现，村里大部分老人物质生活水平并不低，但精神状况却很差。“这主要是因为子女们长期都不在身边，老人缺乏精神生活和情感慰藉。”他说。
白果乡人口近3万，其中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比20%，人口老龄化问题引起了张必斗的关注。
2010年，见天坝村一位老人去世两天后，才在家中被人发现。紧接着，中秋节，另一位独居老人不堪孤独在家中离世。两位空巢老人的不幸，深深刺痛着张必斗。
他开始自发地动员一些有能力的低龄老人，结对帮扶一些失能独居的高龄老人，并自掏腰包，时不时开展文娱活动。
“把有一定经济能力、组织能力、公益热情和文艺技能的老党员、老干部及乡贤能人组织起来，就能起到带动作用，他们本身就有发挥余热的心。”张必斗说，抓住这一心理，他成功动员了18位老人，其中包含5名退休教师、3名退休干部，还有退休兽医、乡贤能人等，平均年龄65岁，他们结对帮扶村里30多名高龄老人。
张必斗最先动员的是老同事姚祖林。“退休后生活单调，当时一听‘斗书记’的想法，我觉得很有意义，还能丰富自己的退休生活，马上就答应了。”姚祖林回忆。
“在结对帮扶高龄老人、组织老年人开展文化活动的过程中，我们也丰富了自己的精神生活。”张必斗说，越来越多的老人加入了他的老龄“朋友圈”，这让他越来越觉得有必要成立一个正式的老年人公益互助组织。
2012年9月，经过两年多的探索实践，张必斗在两河口村正式成立白果乡首个互助养老组织——两河口老年协会，并制定出台协会章程。协会章程提出，凡加入协会的会员，必须先找到结对帮扶对象。结对双方都须经过协会审核，并记录到结对档案。
白果乡两河口村秀水塘小组村民杨冬梅，今年82岁，是一名有5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老人身体硬朗，闲不住，砍柴、挑水样样能干。除了退休金，她还种有三四亩茶园，吃穿不愁。
老伴去世得早，但杨冬梅的晚年生活并不孤单。这些年来，她和村里的老人们一起，先后去过北京、云南、宜昌等地旅游。
老人说，能有这样的晚年生活，多亏了“斗书记”和两河口老年协会。
模式快速复制——
从1到12的内生动力
老年协会成立了，如何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
张必斗召集协会成员开会讨论。10多名初创成员一合计，决定先办一场文艺活动，造一造势。
“刚开始都不会搞，能出钱的出钱，会宣传的搞宣传，排节目就看着手机学。”姚祖林回忆，10多名会员自己搭戏台，自己排演节目，还跑到恩施市请专业演员指导，那段时间每天忙得脚不沾地。
经过近一个月紧张筹备，两河口老年协会首场文艺汇演成功举办。当天，会员们自导自演，为村里的老人带来莲湘、腰鼓、广场舞等16个节目。看着台下越聚越多的村民，张必斗想：这事成了。
果然，不到半年，老年协会会员从10多人增加到30多人。
协会成立后，最为现实的问题就是，运转经费从何而来？
经过商议，大家一致认为，协会会员都具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可以每年收取100至200元会费，用以维持协会最低程度的运转。同时，协会积极争取本土乡贤及其他社会力量捐助，向上级部门申请扶持，多元化筹措资金。协会所有收支费用定期向社会公示，以取得大家的信任和支持。
“事实证明，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协会成立后一直持续有效运转。”张必斗说。随着两河口老年协会活动的不断开展，会员越来越多，结对帮扶对象逐渐覆盖全村所有高龄老人，并向周边村拓展。2013年，两河口老年协会正式注册为两河口老年服务中心。几年内，白果乡12个行政村(社区）相继成立12个老年协会，共同接受两河口老年服务中心指导。
既要每年缴纳会费，又要结对帮扶高龄老人，为何会员人数还会不断扩充？
去年8月至今年3月，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调研团队到白果乡开展了深度田野调查，并完成调研报告《空巢变蜂巢：积极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的互助养老路径》。报告得出结论：两河口老年协会是一种“低成本、高福利”的互助养老模式——每年每人交纳100—200元的会费不算多，但可满足会员情感及生产生活等多方面互助需求，享受丰富精神文化生活，以及得到发挥余热带来的价值认同等多重“福利”，形成很强的内在激励机制，充分体现了“内生性”。
乌池坝村村民曾永池，今年83岁，年轻时曾是兽医站站长；77岁的夏朝国是村里的养殖大户，他和曾永池结对后，家里的猪牛生病，只要一个电话，曾永池都免费上门服务。夏朝国也用自己的方式回馈曾永池：用自家的牛免费为曾永池耕地。夏朝国是经曾永池介绍加入老年协会的，如今他也有了自己的结对帮扶对象。
服务触角延伸——
打通互助养老的“最后一公里”
白果乡国土面积334平方公里，山大人稀，村民居住分散，老年协会难以覆盖所有老人。
如何将互助养老的触角延伸至偏远的村民小组？张必斗与各协会商议后，决定以小组或地理小区域为单位，成立“老年之家”。
“老年之家”是白果乡互助养老组织的基层单元。“家长”同样由热心、有能力的老人担任。
2014年9月，首个“老年之家”在两河口村秀水塘小组建立，两河口老年协会初始会员杨冬梅自告奋勇，担任家长。秀水塘“老年之家”建立后，成员迅速发展到10多人，结对帮扶了多名高龄老人。由于年事已高，2021年，家长的接力棒传到她54岁的儿媳杨春桃手中。
目前，白果乡在上片区6个村各自然湾组发展了23个“老年之家”，构建起“老年服务中心+老年协会+老年之家”乡、村、组三级互助养老体系。
乌池坝村77岁黄开秀老人体弱多病，老伴4年前去世，两个女儿常年在外务工，留老人在家独居。女儿怕母亲在家出意外，将她接到广州养老。但黄开秀不适应大城市生活，待了一个月，哭着要回家。女儿无奈，在家里装了三个摄像头，仍放心不下。两年前，同村村民张金梅加入该村蕉园坝“老年之家”后，结对帮扶黄开秀。
她常常上门看望照料黄开秀，帮她做饭、洗衣服、晒被子、打扫卫生，和老人拉家常，教老人学会了用手机。今年1月17日，黄开秀家里发生火灾，张金梅冲进火海将老人背出。安抚好老人，她又找来工人，花了10多天时间，将烧毁的房屋修葺一新。
70多岁的徐前春是油竹坪村姜家坡“老年之家”家长胡光英的第一个结对帮扶对象。徐前春和家人关系不好，晚年生活十分孤独。有一次，胡光英在家门口打年宵（当地传统舞蹈），徐前春在一旁看得津津有味。胡光英跳累了想休息时，徐前春说：“你跳得好，再跳一会给我看。”胡光英又开始跳。走的时候，老人拉着她的手不放开。
结对帮扶徐前春后，一有空，胡光英就带两把秧歌扇，单独给徐前春跳，看得徐前春又哭又笑。胡光英说：“老人以前在情感上是被抛弃的，有个人去看看她，她就开心得流泪。”
“2017年，我母亲病重住院，我去医院常常看到她一个人哭，从此我明白老人的心理，他们不缺吃穿，只是缺少人陪。”谈到加入协会的初衷，胡光英噙着泪水。
类似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老年协会和“老年之家”发生。张必斗说，截至目前，12个老年协会和23个“老年之家”共结成440余个帮扶对子，帮扶者平均年龄64岁，被帮扶对象平均年龄76岁。每年组织各类大小活动100余场次，提供上门交流沟通和帮扶服务4500余次。
专家点评
“白果经验”具有重要推广价值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泉 蔡俊
互助养老模式为何能在白果乡这样一个边远地区持续10年且有效运转？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夏柱智认为，该模式发展和扎根于乡土社会，立足村社主体，所用资源主要来源于村社内部，是一种典型的“村社养老”实践模式，它的最可贵之处是将老人视为宝贵的养老资源而非养老负担。
首先，它的发起者是一部分有能力的低龄老党员、老干部等，通过建立互助组织，把其他“空巢”老人编织进“蜂巢”状三级互助网络之中，建立起帮扶者和被帮扶者之间的紧密社会关系，同时满足了低龄老年人自我精神文化需求和高龄老人日常照料需求，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其次，这种“蜂巢”结构，把农村老年人从孤独的“空巢”生活中解救出来，实现了养老生活的社会化、集体化，并赋予老年人自我管理、自我建设、自我服务的空间和能力，充分调动起老年人的主体性和积极性，激发了互助组织体系的内生动力。
“白果经验”为当地应对农村人口老龄化提供了有效解决路径，并与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形成了人口老龄化背景下乡村振兴的实践机制，对于解决现阶段我国农村养老问题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与推广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