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治理承载着破解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难题、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使命，是在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过程中面临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城市是生命体、有机体，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树立‘全周期管理’意识，努力探索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新路子。”5月20日，今年我省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研讨会第二场暨第十届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高峰论坛，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在华中科技大学举行。来自省内外的专家学者，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围绕“超大城市治理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开展深入研讨交流。此次研讨会由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和华中科技大学共同主办。本版现摘编刊发部分与会专家发言。

借鉴运用超大城市治理的全球经验

沈体雁 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首都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城市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战场。超大城市治理是一个全球性难题，普遍存在城市病、城乡融合发展、城市规划、城市管理以及生态化、绿色化、可持续发展等问题。塑造新的城市文明，提升超大城市治理能力，是我们面临的一道必答题。

国外典型超大城市的治理经验值得借鉴。比如，伦敦根据城市发展演进不断调整优化城市规划，有效控制超大城市的无序蔓延；纽约近些年通过建设智慧城市促进城市的高效运行和公平治理，用大数据治理大城市病；东京通过都市圈的治理来解决大城市病，特别是通过制定《东京2040》战略规划来促进区域协作；莫斯科不断通过区划的调整和创新规划来实现“消肿”。

城市治理是一个不断变化、没有止境的课题。目前，武汉已经制定了良好的城市规划，与此同时也还面临相关问题，比较突出的是产业发展不够，一些资源优势还没有真正转化为发展优势。此外，要进一步提升城市品质，为市民提供更多更优质的公共服务。

因时因势破解“一城独大”

曾刚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提高城市规划、建设、治理水平，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就破解“一城独大”难题，伯吉斯提出了同心圆理论，霍伊特提出了扇形理论，哈里斯和厄尔曼提出了多核心模式。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要结合现代城市特点、结合我国城市发展实际，因时因势破解“一城独大”问题。

现代化新城需具备以下几个基本特征：相对独立的行政建制，完善的公共服务体系，一定规模的人口和产业，较为完整的产学研一体化体系、产业体系。推进现代化新城建设的重点，应放在行政管理的权限、支持规模扩张的政策、建立完善的现代服务业体系以及创新产学研一体化模式上。

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协调发展是现代城市的典型特征之一。如今，市民希望自己所生活的城市拥有能展现国际竞争力的经济、生态绿色的宜居环境、高质量的就业岗位。在提升城市产业国际竞争力、改善城市生态环境质量的同时，还应该为市民提供更好的宜居宜业环境。

把握大与小的辩证法

虞崇胜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超大城市治理，必须把握好大与小的辩证法，既要体现“大”的特点，也要反映“小”的要求。

大有大的好处，大也有大的难处。抓大放小，是超大城市治理的基本原则。集中力量办大事是我们国家治理的优势，要在新时代加以继承和发展，使其成为超大城市治理的巨大优势。超大城市要注重统筹整个城市的治理和建设，通过系统集成、人力物力的集成等打好组合拳，解决现代化发展中的重大问题。以小见大，是超大城市治理的基本方法。细微之处见真章，超大城市治理要强调精细化治理，从小事做起，以小见大，绝不能笼而统之、大而化之。超大城市治理需要高超的治理艺术。人类文明与城市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把超大城市建设成为开放城市、智慧城市、生态城市、宜居城市、人民城市，需要运用好抓大放小和以小见大的方法论，实现现代化、法治化、智能化、人性化的治理。

超大城市治理要做到大气魄、大格局，就要做到方寸之间见功夫，精细到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小区、每一个小巷，处处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蓬勃向上的生机活力。

跨界治理重在变“独奏”为“交响”

姚尚建 华东政法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随着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加快，辖区间经济交往和社会联系变得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地方公共事务跨出单一辖区的行政边界，成为区域公共事务，超大城市治理必须直面跨界治理提出的新要求。

那些在国家战略中承担着重要使命的城市和区域，不仅自身要发展得更好，还要在辐射带动、跨界治理等功能上把担子挑好。当前，有的地方在区域协调发展中仍然出现“搭便车”的行为倾向，导致区域内环境治理出现困境。

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就是要打破过去那种行政区划对于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相关不利影响，实现“行政区经济”向“区域经济”的逻辑转向。第一，在区域合作中，基层政府的合作受到权力结构、制度背景乃至区划调整的限制，具有较强的不稳定性。第二，在跨界治理中，上级政府注意力配置与基层政府的政策执行构成了“模糊—冲突”关系。第三，跨界治理的地方性主张需要纳入上级政府的视野。

“智”造超大城市治理新格局

钟收成 武汉云计算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超大城市治理面临人口过剩、人员流动性强、社会结构复杂等问题，因此需要加强基层综合治理，致力于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促进社会化治理、构建治理联合体。

加强基层综合治理，要推进智慧街道建设，强调信息化建设、集成化处理和自动化运行。街道治理问题，实质上是如何实现“最后一公里”的服务问题。智慧街道建设需要以一定的关键技术作为支撑，如物联网、大数据分析、云计算等。通过这些技术打造出来的智慧街道，可以被广泛应用于公共服务领域、安全管理领域、社会服务领域以及经济发展领域。

超大城市治理研究方向与发展趋势主要体现为：治理内容拓展，持续细化居民日常生活；强化共享，打破信息孤岛，提升治理科学性，同时建立统一数据使用标准规范，维护数据安全；全周期治理，精细化管理；城市治理标准化、规范化建设，利用智慧化改造，打造有秩序、有标准、可评估的规范化治理方案；调整治理信息化重点；使用新技术融入治理流程。

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待解的核心问题

欧阳康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哲学学院教授

超大城市有其显著特征。第一，人口之多，要能承载上千万人的生产生活；第二，面积之广，城内水电、交通、服务等要有流通的途径；第三，门类之多，要让生产、生活、社会交往等形成有序的体系；第四，层级之多，各层级需要协调运行；第五，财富之巨，这给城市带来了财富分配、财富再生产的问题和社会贫富差距、社会矛盾的问题；第六，运行之迅捷，城市承担着必须快速运行的压力；第七，城市幸福，好的城市要让市民能够待下来并感到幸福快乐。

完善城市治理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仍需解决不少核心问题。比如，要真正确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发展理念；搞清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到底意味着什么；如何合理优化城市建设的空间布局；城市最根本的经济发展活力是什么；文化何以让城市更美好；城市安全如何得到保障。这些问题都给城市治理提出了很高要求。

打造鲜明的城市品牌形象

刘彦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城市与房地产经济研究室主任

目前，国家中心城市及申报城市都处于城市品牌建设头部梯队，在城市群中发挥引领和带动作用。从省域、城市群、都市圈三大维度来看，我国省域品牌影响力水平总体不高，并呈现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都市圈的品牌协同力水平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各城市、各地区在品牌化进程中，要正确利用合作传输模式，着力推动城市品牌均衡发展，兼顾城市文化和城市文明的建设与创新，通过整合营销传播打造鲜明的城市品牌形象。

一是要加快创新驱动转型，提升自身产业升级和首位度。超大城市不仅仅要成为区域的中心，更要成为国际的创新中心、金融中心；二是要优化和整合品牌体系。品牌体系不光是空间的体系，还应该包括城市的功能体系；三是要更好地发挥绿色经济的带动作用，包括绿色科技、绿色人才、绿色产业等；四是要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能不能更好地推进制度型开放，打造更多的国际性公共产品是超大城市面临的挑战；五是要提升城市文化，讲好城市故事。超大城市是国家和区域的文化中心，讲好城市故事就是讲好中国故事，这也是民意相通、和谐发展的基础。

抓好危机治理这一重要任务

文宏 华南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危机治理是超大城市现代化治理的重要任务。危机治理的核心命题之一是要关注双重属性，即事务属性和社会属性。事务属性是指要关注客观事实，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社会属性是指要关注人和社会。危机治理的核心命题之二是要关注公共政策，如危机情境下的政策扩散，危机学习驱动技术持续创新。

超大城市危机治理前景议题的可能方向：一是要从人的角度出发，既要关注事务属性，也要关注城市应急管理的社会属性；二是要关注常态和应急的整体性城市应急韧性建设，完善法律法规，健全应急管理机制，优化重大事件的应急决策体系，构建问责与激励相平衡的应急管理机制，保障城市有效应对策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三是要构建城市基层治理共同体应对危机；四是要关注数字治理技术赋能城市应急管理；五是要强化公共部门危机学习，关注危机管理全过程，即充分全面认知地方政府危机学习的不同样态，以及进一步认识不同危机学习模式的内在逻辑。

大力建设韧性城市应对气候变化

孙永平 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院长、经济学院教授

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气候危机，大力建设韧性城市尤为必要。从发展目标看，韧性城市建设与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高度一致，两者均致力于保护生态环境可持续性和促进经济社会繁荣发展。从发展路径来看，气候变化物理风险和转型风险对城市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发展将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建设韧性城市是缓解多重影响的重要手段，也是实现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双重目标的创新途径。

韧性城市建设的路径可从五个维度来考虑。从社会维度看，应强调教育、信息和知识的价值，强化城市居民彼此之间的联系，做好基本民生保障工作；从经济维度看，应通过多样化的投资和贸易培育新的发展模式，促进产业结构多元化；从生态维度看，应强调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让生态系统作为应对外界变化的天然屏障；从基础设施角度看，应加快气候韧性技术创新，提高基础设施自身抵御气候影响的韧性和能力；从城市治理角度看，应建立健全危害监测和风险评估系统，实现社区与政府的有效互动。

建设韧性城市的重要抓手

毛子骏 华中科技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2022年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5.22%。基于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加上全球气候变化的双重影响，城市面临的风险因子关联愈发复杂，极端灾害事件频发。城市安全风险急剧增加，传统防灾减灾方法不能完全应对，制约了城市可持续发展，韧性城市理念应运而生。

建设韧性城市是面向我国防灾减灾救灾重大需求、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而紧迫的科学问题，也是涉及工程、管理、经济、社会、人工智能等多领域交叉的国际前沿热点。电力、供水、供气、交通等关键基础设施是城市的生命线，打造具有韧性的关键基础设施系统是建设韧性城市的重要抓手。

打造韧性城市不仅要从工程角度关注电力、供水、供气、交通等城市生命线系统在遭遇自然灾害时的显性风险，还应从经济、社会、管理、人文等角度关注防灾文化、防灾素养、防灾管理机制等，防范化解自然灾害造成的次生灾害和隐性风险，尤其重要的是应注重多灾种链式爆发情境下，电力、供水、供气、交通、通信、金融、医疗等城市运行子系统级联失效引发的系统性风险。

文字整理/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磊 摄影/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何宇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