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小广
阅读提要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内在地要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系统工程中，要统筹好效率与公平，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
效率是公平的重要基础，公平是效率的有力保证，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效率与公平是产生长效激励机制的两个重要方面，缺一不可。单一地强调效率、忽视公平，会导致负激励问题。同样地，单一地强调公平、忽视效率，激励效应会大幅衰减，进而导致总激励效应不足。
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处理好若干重大关系，其中之一就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这内在地要求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系统工程中，要统筹好效率与公平，在做大蛋糕的同时分好蛋糕，更好实现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相促进、相统一。
效率与公平都是重要的激励机制
马克思认为，分配方式由生产方式决定，不能脱离生产方式讲分配，特别是不能脱离生产资料所有制讲分配。比如《哥达纲领批判》中，就集中阐释了马克思的平等观，其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形式上的平等、但实质上的不平等”现象。社会主义既要消除形式上的不平等，也要消除实际上的不平等。
效率是公平的重要基础，公平是效率的有力保证，两者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效率与公平是产生长效激励机制的两个重要方面，缺一不可。单一地强调效率、忽视公平，会导致负激励问题。同样地，单一地强调公平、忽视效率，激励效应会大幅衰减，进而导致总激励效应不足。
在一个社会，效率与公平并不是每时每刻每处都能保证完美统一。经济社会不断发展变化，决定了效率与公平在这个过程中的动态平衡。所谓动态平衡，就是根据一个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国内外环境，动态地调整效率与公平的权重。我们要看到，从来不存在最优的效率与公平比例，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摸索，而这种摸索过程本身，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打破过去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注重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从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到国企改革，再到允许合资、个体工商业的发展等，我们国家走的是一条明晰产权或使用权，增加经营活动的自主权及部分或完全享受剩余产品分配权的激励之路。不仅如此，实施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的非均衡激励政策，使效率激励更加有力。
产权改革和资源商品市场化改革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础，尽管其中部分要素市场化改革滞后，但总体方向是产权的明晰与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但随着我国经济社会进一步发展，分配结构、效率与公平间激励不相容等问题开始出现。一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失衡。主要表现为“两个比重”偏低：居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偏低，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偏低。这是导致我国消费率和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偏低的主要原因。二是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面临挑战。三是现有的税制结构还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导致多方面的激励不相容问题，这既不利于中小企业的创新成长，也不利于居民消费预期的改善。
对此，应当不断调整完善激励机制。调整完善激励机制，不是要倒过来，选择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甚至在追求平均主义或建设高福利低效率激励的社会，而是要使两大激励机制合一、兼容，形成总激励效应最大化，这是统筹效率与公平的要义。从平均主义时期的总体低激励到改革开放后三四十年中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明显的帕累托改进过程。而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统筹效率与公平，必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形成人人参与、人人享有的合理分配格局。
找到统筹效率与公平的平衡点
首先，统筹效率与公平要着力解决认识问题。一方面，要加快凝聚完善公平分配制度的改革共识。新的时代条件下，我国经济发展要实现的重大目标、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共同富裕，即分配结构不合理导致共享发展的机制不完善。必须认识到，分配体制改革既是在新形势下建立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激励机制的关键，也是解决当前消费不足问题的重要抓手。深化分配体制改革、优化分配结构是必须正视的一道“坎”。
另一方面，统筹效率与公平必须纠正偏差。共同富裕的基础是勤劳致富、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在初次分配中，既要尊重效率原则也必须同时遵守公平公正原则，经济发展中的过度投机和失范的资本食利化行为，既违背勤劳致富的基本原则，更违背机会均等、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基本法则，在制度设计中必须对那些违背共同富裕机制的行为严格管制，最大化降低各类市场主体在追求经济效率最大化中的不公平性。
其次，最关键的是要在效率与公平之间找到平衡点，坚决地予以推进，直到建立完善的公平激励机制为止。在完善效率激励机制上，既要用加法，也要用减法。就加法来讲，严格法纪，使效率激励与公平激励相一致。主要措施包括破除地区保护和行政垄断，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既要针对我国现阶段在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方面存在的问题，深化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等方面的改革，完善各项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又要针对各类要素在不同利益格局下所形成的不同障碍，分门别类地啃一些最难啃的骨头。同时，要着力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提高整体社会信用来降低交易成本。
而就减法来讲，重点是合理调节收入。这既是提高直接税比重的根本途径，也是约束资本垄断和无序扩张的有效手段。要按照党的二十大提出的“一完善两规范”要求，深入推进第二次分配改革。一方面，要改革和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改变其“工薪税”的特征，使其能够覆盖所有的高收入人群，达到调节高收入的目的。另一方面，为体现第二次分配更注重公平的原则，在依法保护合法收入的同时，要防止两极分化、消除分配不公，有效遏制资本或财富的“食利化”倾向。
在完善公平激励机制上，要着力于“三加”。一是以机会公平为根本目标，加大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力度，增强基础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尽快全面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目标。二是以提高“两个比重”为目标，既要普遍、持续性增加低收入者收入，又要着力破除各种限制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障碍。特别是要在减轻年轻人住房支出负担和着力优化产业结构、创造更多的高端就业机会两方面下功夫，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成长空间。三是着力改革企业税制结构，增加对中小企业特别是新创企业的公平竞争激励。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副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