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胡弦 廖志慧

“梁子湖的治理经验，已经在国内很多湖泊得到应用！”4月3日，看到湖北日报一版报道《于湖深处守丹心》后，于丹的学生范书锋感到很振奋。

如燎原星火，学生们如老师一样，把一生最美好、最充沛的年华，献给了湖泊。走向全国的梁子湖治理模式，也为云南洱海、湖南大通湖等受污染湖泊“疗伤”。

用种草改变受污染湖泊命运

在梁子湖水生植被恢复获得成功后，于丹团队积极将梁子湖的经验和技术向全国推广。

博士毕业后留在武汉大学梁子湖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生态站”）工作的王力功、范书锋、于海澔和吕田等学生，如今坚守在梁子湖、湖南大通湖、苏州阳澄湖和枝江八大湖泊的生态修复一线，研究水生植被恢复过程中浮游植物、微生物、底栖动物、鱼类的动态变化，力争较为全面地揭示植被重建和生态修复机理。

2016年，牛山湖回归梁子湖后，于丹团队的师生便开始植被重建。眼下，历经多年养殖的牛山湖已恢复黑藻、苦草等10个水生植物群落，面积约5万亩，沉水植被覆盖率超过70%。

受生态环境部委派和云南省大理州邀请，2017年，于丹团队的师生在洱海种植海菜花35万株、荷花22万株，恢复水生植被16平方公里。仅用半年，洱海植被覆盖率从8%提升为13.5%。水生植被的成功恢复，使得在洱海灭绝30多年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海菜花重新大面积出现，避免了蓝藻水华暴发。

湖南大通湖，过去由于长期高密度投肥养殖，沉水植被完全消失，富营养化严重，水质沦为劣五类，被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组点名要求整改。2018年，生态环境部指派于丹团队前往大通湖开展治理修复。

大通湖与梁子湖有相似之处，但治理的复杂程度绝不低于梁子湖。水体流动是湖泊治理的关键因素，但大通湖处于洞庭湖流域的“锅底”，流域范围内50余万亩农业面源污染都汇聚于此，加之企业利用围网“割裂”大通湖进行高密度养殖，水体流动非常艰难，大通湖的自净能力在当时几乎全部丧失。

在详细考察分析后，于丹提出“停止清淤，清除围网，捕捞食草性鱼类，种植水草，河湖连通”的综合治理思路。仅1年过去，大通湖小块区域就出现三、四类水质。生态修复3年后，大通湖的水生植被覆盖率超80%，以水草为栖息地的虾蟹、蚌类和螺类等底栖动物恢复，钳形无齿蚌、背瘤丽蚌和野生甲鱼等原已消失的物种，重现水下世界。过去的“水下荒漠”演变为“水下森林”。

目前，大通湖水质由治理前的劣五类，提升至四类。大通湖的成功治理，使得长江流域最后一个劣五类湖泊甩掉“黑帽子”，并顺利通过国家湿地公园验收。如今，令王力功欣喜的是，就连多年未曾见过的白鹤、小天鹅都飞来大通湖越冬。

大通湖“重生”后，湖南省继续邀请于丹团队在韶山毛主席故居水塘种草。通过深入现场调研、走访、取样、化验，于丹提出了适用于湖南丘陵地区山塘水系水草种植和水生生物链重新构建的方案。目前，经过种草，故居南岸塘与荷花塘水质已提升到一类水质，水下草原四季常绿，清澈见底。

研究好湖泊 治理好湖泊

从梁子湖出发，湖南人谢永宏和当年的于丹一样，35岁开始筹建洞庭湖湿地站，把一生最美好、最充沛的年华献给了湖泊。“于老师对我们有要求，就是要尽自己所能，研究好湖泊，治理好湖泊。”谢永宏说，建站之初，白手起家，自己才明白当年的老师付出了怎样的艰辛。

“站在于老师的肩膀上，洞庭湖站的建立才顺利了一些。”谢永宏说，遇到不懂的问题，于老师手把手教，从样地如何设置，到怎样处理和当地农民的关系，于老师毫无保留。

15年来，谢永宏不仅对洞庭湖的植被组成和群落特征展开跟踪调查，还为保护洞庭湖不遗余力。

在宜昌枝江，范书锋长驻于此，治理刘家湖、东湖、五柳湖、杨家垱等8个湖泊。2018年，这8个湖泊有7个是劣五类水质。

不用清淤、科学种草，死水一样可以“变活”。在于丹团队的努力下，大家对每个不同的湖泊分类施策，将在梁子湖中取得的经验进行优化后的应用。

轮叶黑藻、苦草、金鱼藻、菹草、黄丝草、睡莲，有的秋冬生，有的春夏长，有的是开路先锋——迅速成活占领阵地，有的是持续发力——既吸收氮磷又吸附浮游污渍。

如今，8个湖泊中多数改善为四类水质，最好的实现二类水。周边居民都不敢相信，过去黑臭无望的湖水，居然能有变清的一天。范书锋则继续在此开展课题研究，看水草恢复之后，湖泊内食物网是如何消化氮、磷等营养物质的。

“我觉得最有价值的事，就是老百姓说，这里的水变好了、鱼虾多了、荷花很漂亮。”范书锋说，这份自豪感，让大家感到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累，都是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