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澜

尽管已经在武汉居住了整整20年，我对武汉依然是“半懂不懂”。虽然我也能掰着手指说出几家口味正宗的老字号早点店，能用简笔勾勒出两江交汇形成的三镇格局，能报出一串串数字介绍现居人口及其构成比例，能绘声绘色地向外地朋友描述武汉的烟火气息，能模仿着说几句貌似地道的武汉话……但是武汉作为一个整体概念，于我而言，还是太大了。这座城市自8000年前就已有人类活动的痕迹，此后的悠悠时光里，楚地先祖们开荒立镇，进而又拓土成城，数不尽的英雄豪杰，品不完的文人遗作，道不完的峥嵘岁月，每个巷尾街角都流淌着故事。即便是世代居于此地的老武汉人，谈起武汉来，往往也常以“一两句讲不清白”唏嘘结尾，更何况是我这样的“新武汉人”。为这样一座历史悠久、风格突出的城市寻找“立传人”，门槛堪称苛刻：这个人不仅要像熟悉自己的掌纹一样，熟悉这座城市的脉络，还要胸有丘壑，设计出结构完整、布局清晰的讲述逻辑，更要博学多知，兼且审美优越，做到叙事严谨科学的同时，不失生动活泼，避免说明书式的干瘪枯燥，有情有理，打动读者，方可使一座城市的形象真正立体全面，深入人心。一个城市的居民以千万计，但要找到一个方方面面符合以上条件的人，依然需要寄希望于运气。幸运的是，武汉有李鲁平。

我想可能很多人在人生路途上都会有这样的时刻：当与某件事或者某个人不期而遇，才恍然大悟，此前惘惘岁月中的诸多铺垫都是为此而来。李鲁平和“丝路百城传”项目的相遇，或许就是如此。这个由外文出版社规划的项目，从“一带一路”沿线城市中精选100多个重点城市为其著书立传，其中的《武汉传》由李鲁平创作。尽管李鲁平曾经谦称，他一开始对于承担这个项目并没有信心（详见《武汉传》后记），但熟悉他的人都会认为：写武汉，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作为一个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在武汉学习，同时开始写作的作家，他已经在过去的新闻职业中以及后来的诸多著作中，一遍遍地书写、发现这座城市。他在多年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中表现出的理性自制、注重逻辑的个人气质，沉淀积累出的承接博物传统、多学科融合的知识谱系，恰好是为武汉立传的硬核素质。最终，在天时地利人和中成书的《武汉传》，来到了读者们的面前。

学者易中天曾言：“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读法。” 李鲁平读武汉这座城市的方法，是先远读，再细读。《武汉传》共分五章，其中第一章“武汉在哪里”是从地理环境的角度远读，对其进行遥感定位。其余四章则是对三镇各区一一细读：或是沿着长江看江北江南的自然风物、细数典故；或是聚焦江汉交流处，分析码头、船运和堤岸的文化特色；或是回望近代随着工业化进程形成的江城新格局；或是登高望远，描绘当下的武汉在交通、信息技术、环境保护等方面的长足发展。这其中，既有上下千年的历时性漫谈，也有放眼国际的共时性比较。远读的部分定位精准，大开大阖，气象万千，读来平添胸中豪气；细读的部分，深入街头巷尾，记取老人闲谈，丰富了这座城市的血肉。

《武汉传》中也有对人的远读和细读。人是城市的灵魂。人流的进出变化形成了城市的呼吸，而人群在为人处世、兴趣爱好、审美情趣方面的整体倾向，决定了城市的气质。李鲁平“读人”的有趣之处在于，他有一种开放性的眼光，不仅细读世居此地的居民，也以远读的方式，呈现城市人口的动态变化，记取不常居此城，却与此地有渊源的人，比如参加辛亥革命的外地军士、曾在武汉宦游的雅士名臣、汇集此地的各地商贾，甚至于推动武汉某个行业发展的国际友人。有时，他还会把叙事线拉得更长一点，讲述武汉人流动到其他地方以后的故事，譬如在“大盐仓”一节中，他记录了1649年两位汉口盐商在湖南湘潭的义举：彼时湘潭百姓遭受了张献忠部队和清军的接连屠杀，尸横遍野。本来计划到湘潭扩大自己生意的程奭、黄克念，看到如此惨状，并没有逃离，而是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帮助无辜百姓收敛尸骨，入土为安。这段历史被写入了《湘潭县志》，折射出武汉人身上自古以来“义”与“勇”的闪光。类似这样的武汉人出了武汉之后的故事，使武汉与“无数的远方和无尽的人们”的链接变得更加清晰，也展现了这部《武汉传》的宏大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