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王晶

2020年底，湖北日报《读书》专刊曾推出“为城市立传的热潮里，期待有一本《武汉传》”的专题，采访了作家李修文、历史学者涂文学、美术文献研究者刘宇，他们从不同角度解读了自己期待的《武汉传》。

今年3月初的一个晴天，省作协副主席、评论家李鲁平的新作《武汉传》出了印厂。作为“丝路百城传”中的一部，《武汉传》从2021年春天开始筹备，2022年初夏完稿，2023年春天与读者见面。期间的寒来暑往，对于一座有3500余年历史的大城来说，只是瞬间，却是无法抹去的时间点。

打开《武汉传》，一些过往、现在甚至未来的时间点带着声音、色彩、气味、形状、情节、感触迎面而来。湖北日报全媒记者对李鲁平的采访，就从这些时间点开始。

蝴蝶版图与时空射线

记者：这本《武汉传》是“丝路百城传”丛书中的一本，对于这样的命题作文，您最初是怎样审题的，在作答的过程中，解题思路是一以贯之还是适时调整？

李鲁平：我在武汉生活了近40年，从未想到要写一本关于武汉的书。2021年春天，省作协主席李修文给我打电话，他认为以他对我写作风格的了解，我可以承担《武汉传》的写作。接受这个任务之后，我拟了一个提纲，和责任编辑沟通后，改了两遍，最终确定为现在目录上的样子。因为疫情和其它的事，2022年5月交了书稿。

《武汉传》是命题作文，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丝路百城传”丛书编委会常务副主任陆彩荣对“城市传记”写作有过精辟的总结，他说：“城市传记创作需要视野开阔，内容丰富饱满，写作上更要结构巧妙，具备地域、史志、文化等诸多特色。好的作品同时要融知识性、趣味性、文学性、思辨性等于一体，具备史传加方志，具有文史哲融为一炉的特点。”这个要求很高，我不一定做到了，但在写作《武汉传》的过程中，我是尽量这样去努力的。

记者：面对一座3500多年历史的大城，它的血肉、精神从哪里选取和表现，您在创作之时是怎样考虑的？读完《武汉传》，能感受到有过程感的、活着的武汉。呈现在二维书本里的武汉，您是用什么方法让它立体？

李鲁平：如何表现一座城市长时间跨度的历史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我在这方面的思考并不系统，只是很偶然地把这座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用“水”联系了起来。

在《武汉传》里，大家可以读到盘龙城、汉水改道、茶叶贸易、盐业运销、铁厂兵工厂的修建、长堤与汉正街的兴起、张公堤与汉口的扩大、桥梁建设及湖泊变迁的故事，等等，都与水相关。在与水的交往中，一代一代人通过努力和奋斗，呈现出了一座江汉交汇的大都市。

非常同意你说的“过程感”，我一直没找到一个词来表达这种感受。在写作过程中，我并没有自觉意识到如何描述一个立体的存在或者“活着的武汉”，之所以让人有一些这样的感受，我想一是历史本来就是立体的，城市本身就是立体的，二是章节的选择可能或多或少增加了这种过程感、立体感。

记者：写《武汉传》，您大概看了多少资料？书里还记述了这次写作时，您的一些实地考察，您大概去了书里写到的哪些地方？有没有哪一段的资料寻找起来比较困难？

李鲁平：出武汉的实地采访，我去了赤壁，湖南的临湘、常德、桃源、安化、新化、娄底等地。这些地方一是与茶叶的种植、加工、贸易有关；二是湖南的竹木、煤炭等土产过去主要是运往武汉。近代的汉口以及武汉，与湖南有着密切的关系，汉口汉正街、汉阳鹦鹉洲、武昌白沙洲等地都是湖南人聚集、生活的地方。

就我个人的感受，在武汉的历史中，明代汉口的生活风貌很难描述。比如，今天人们往往会说，盐商曾经在汉口创造过怎样的辉煌，但明代汉口的著名商人及其生活史记录下来的并不多。清代盐商的记录相对多了，以《汉口丛谈》《续汉口丛谈》为代表。

关于茶叶贸易同样如此，人们常常谈及的是俄国茶商在汉口建造的房子以及茶叶贸易量，而关于茶叶贸易体系里的其它细节，如茶叶的种植、加工、运销，以及茶商与武汉社会之间的关系、茶商的个人命运等等，则谈得相对较少。这中间无疑有资料的问题，也有挖掘整理资料的问题。

我看了不少地方志、名人全集、回忆录、考古报告等资料，初算起来60多种吧，还有一些题材涉及到的专业论文。必须说明的是，我使用这些资料类似于词典，根据需要去查找。

记者：第一章《武汉在哪里》，以地图上的武汉某一点发出射线，打开时空通道，串起地理、历史细节的写法是您一开始就想到的，还是尝试了其他方法后再确定的？“射线”的写法只存在于第一章里，也规范了后面的章节吗？

李鲁平：武汉的版图形如一只蝴蝶。在蝴蝶版图上，长江刚好从中间穿过，而龟山、蛇山一线则与长江相交，自然，我觉得黄鹤楼是一个中心点。想象钟表指针的转动，旋转一圈，可以扫描到整个版图。对一个陌生人来说，如果要了解武汉的轮廓，看看这张图非常有益。对如此大的一个城市，要在很短时间内，有效描述整个城市的轮廓，这种办法可能比较省事。如果不这样，对武汉每个区的代表性元素一一介绍，就会显得非常繁琐，而且很容易与后面的叙述重复。现在这种射线式呈现，每个区用几条线扫描，呈现这一块的风貌，然后在其它章节里就可能不再讲述了。至于读者感觉到对后面的讲述也有一种规范和影响，我想可能与叙事本身有关。

是城市生长也是心路历程

记者：您是评论家，也是诗人，此前没有为城市立传的写作经历，这次创作在具体写作时，对您来说有哪些挑战，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一说？

李鲁平：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我写过诗歌和小说，后来主要以评论为主，其它文体的创作很少。不管是对农村，还是对城市，非虚构这种方式都有难度。一般而言，小说被认为是纯粹的虚构，与之相对的非虚构则范围很广，纪实、散文、报告文学等都可以理解为是“非虚构”的作品，要求必须真实、不能虚构。那么，对城市的历史讲述，如何做到真（非虚构），但又区别于学术研究和理论陈述，就很难。

于我而言，这种困难是双重的：从学理的角度研究武汉的历史有困难，毕竟我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以文学的角度讲述武汉的历史，也有困难，毕竟我长期从事评论工作，文字风格比较理性。

举一个例子，关于武汉的淮盐贸易。如果不研究淮盐政策的变化以及对运销的影响，就无法真正解释清楚为什么武汉曾经是淮盐的运销枢纽。所以，我做了很多这方面的工作，了解不同时期的盐政，这些政策的改变直接会影响盐业生产。我讲述了长江航道的变化，因为航道的变化与运输的效率相关，而正是在这些变化中才能凸显武汉的淮盐运销地位。但对这些内容的叙述，我不能用纯粹历史学或经济学的话语模式来讲述，而是需要在理解的基础上把它们转换成通俗的叙述。更重要的是，需要深入不同时期提出盐政改革的官员的人生命运及其思维世界。比如，曾国藩为什么要给淮盐经销设置门槛，因为他需要有实力的商人参与淮盐运销，因为战争需要钱，而小商小贩提供的只是杯水车薪。同样重要的是，如此众多的商人在经销淮盐，他们与这个城市的社会生活和城市风貌的关系是怎样的，这方面过去不少人都讲述过，但大多集中在盐商如何富裕和奢华，而一个商人的人生、一个行业的面貌，我以为可以解读得更加细腻一些。要细腻，就有难度。

记者：所以您在《大盐仓》一节里，您写到了汉口作为淮盐重要码头的史实，笔触从宋开始直到近代，涉及的人物好几十人，同一个人物又有不同侧面，看起来“扯着闲篇”，却把前前后后的通道都理了一理，让读者“沉浸式”理解大盐仓。

李鲁平：前面我也说到了，对淮盐贸易我并不了解，因此写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是弄清楚，汉口到底是如何成为淮盐经销中心的。现在当然有所了解，一个是汉口所处的位置以及水上运输，一个是淮盐政策的变化。鼎盛时期汉口盐商有很多传说，人们写得比较多。因此，我选择了讲述汉口盐码头如何兴起、繁荣、衰落的过程，以更为宽广的视角认知汉口这个淮盐码头。

记者：写伯牙子期、黄鹤楼，您都像写侦破小说，层层剥离平常的认识。在传达真相的同时，我们还读到了趣味、美感、诸多的历史细节，这种写法，是您特别设计的吗？

李鲁平：我没有特别去设计，趣味性主要还是来自题材本身，这一类题材与这座城市后来的商业和工业生活完全不同，多是传说世界而不是现实世界。

这些传说过去我也听说或阅读过，有时候并没太留心，但一旦进入写作，就会自然有一种警觉，即要认真对待，比如很多人说子期是樵夫，为何樵夫有如此高的音乐素养，樵夫怎么可能有机会劝谏楚王？然后才冷静下来，重新审视这些传说。其实，我不过是把自己内心的变化写了出来。

记者：您是评论家，《武汉传》的文字里有律动存在。比如章节的标题，比如文章里一些细节的相互呼应，类似“武昌的柳树”等，这些更为艺术化的表达会不会影响城市传记的真实性？

李鲁平：“武昌柳”在古诗词里是一个经常用到的典故，出自《晋书陶侃传》。这个故事本来是说陶侃做事精细，明察秋毫，后来“武昌柳”也泛指杨柳，甚至也代指武昌。

《武汉传》中我大约两次提到过这个典故，一次是杜牧写给牛僧孺的诗“六年仁政讴歌去，柳绕春堤处处闻”，此处杜牧赞扬牛僧孺在武昌的政绩；另一处元稹以武昌为对象写的诗，有“庾亮楼中初见时，武昌春柳似腰肢”之句，此处元稹以柳写情。元稹在武昌不到一年即去世，却有如此深情，可以想象武昌这个地方，他多么热爱，但人生短暂，又是多么遗憾。这也是武汉城市生活史的一种面貌。在写武昌城的变化时，把它们联系起来并不影响真实性，因为牛僧孺、元稹在武昌的任职和生活是真实的，杜牧和元稹关于武昌柳的诗歌也是真实的创作。

穿行过程的艰难与喜悦

记者：您在后记里提到，写作的过程是穿行于历史之中，“体会到发现、考证、叙述的艰难与愉悦”，全新的写作体验对您的写作状态、写作效率有没有影响？

李鲁平：这种全新的体验一是来自对事实本身，二是来自叙述事实的过程。两者都有痛苦。就事实而言，很多历史过程中一个词，有时要搞清楚必须花很长时间。我是一个笨人，不搞清楚，就不踏实。比如，张之洞修建兵工厂，他希望仿造德国克虏伯公司的3.7升、5.7升的枪炮，那么这个“升”是个什么单位呢？通过查询，原来“升”就是当时对“厘米”的音译，指的是枪炮的口径。等把这个搞清楚，可能一两个小时过去了。

又比如，淮盐走私中，过去的文献反复说一个词“脚私”。这个词从字面上很难领悟是一种什么样的走私，又得去找资料。过去的文献对当时的人不需要解释，当时从事盐业的人都知道“脚私”，但对今天的人来说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设想每个读者都懂，不能直接写进去，得自己先搞清楚，得看大量研究淮盐走私或淮盐经销的论文。这个过程是很痛苦的，而完成之后，回味起来，也有一种克服困难之后的愉悦。

记者：这本书的封面选取的最武汉，当然也是最熟悉的场景，为什么没有选取一张少见的图片作为封面？但封面标题上的小字：“江汉交汇的大都市”，却又有新鲜感。书里章节标题您也没有追求特别新奇，但内容却是人所未道或者少道的，您是追求这种熟悉与陌生交织的呈现吗？

李鲁平：《武汉传》封面的图片经过了很长时间的斟酌，我把自己能找到的宏大场景图片都提供给了设计师，其中也有你说的“少见的图片”。尽管各种地标或代表性的图片都有，但如果要让人一眼就看出“这就是武汉”，估计很难有超过黄鹤楼的。就如同朝天门之于重庆，岳阳楼代表岳阳。封底的江汉交汇其实也是武汉的一种经典空间格局，而且封底的两江景观是当下的景观，这样，封面与封底实际上兼顾了发展与变化，熟悉与陌生。这只是我个人对设计的理解。

章节标题一是没必要刻意追求新奇，二是我以为要做到“不新奇”也有难度。

记者：《武汉传》里出现了很多的历史人物，您对他们的评价、情感也在书里展露出来，大概有多少历史人物出现在《武汉传》里，您最看中的是哪几位？

李鲁平：历史是人创造的历史，是人类的活动史。尽管非虚构并不塑造人物形象，但讲述一座城市的故事显然离不开人物。

有多少人物出现在《武汉传》里，目前没有统计过，但这个问题有意思，也许以后可以数一数。我大致看了第三章和第四章里的人名，比如“汉水的新河道”里有5个、“大盐仓”有64个、“毛板船”27个、“南市与沙洲”28个，共124个。第四章里“长堤穿过后湖”7个、“东方茶港”27个、“汉阳的烟囱”17个、“里份里”43个、“武昌的山”60个，共154个。那么，这两章大约提到了278个人。

人名出现的多少，一是与所写的内容有关，二是与篇幅长度有关。一般而言，写自然地理的，人名就会少很多，而写商业贸易的、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人名就会较多。这些出现的人名，有的只是一笔带过，有的可能是历史事件、历史活动中的主角或重要人物，可能会多次出现。

从不同时期一座城市的人文精神世界审视，我可能会更理解一些人，他们人生际遇中的惆怅、徘徊、孤独、奋勇、理想，都有令人感慨。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我可能会更敬佩另一些人，他们在社会变革中的视野、格局、坚韧、胆识等等，都令人刻骨铭心。

记者：一部作品最后完成还需要读者参与，有哪些章节是您最想推荐给读者的？

李鲁平：单纯考虑阅读感受，我愿意推荐《高山流水的江北》《武昌的山》等章节，这些章节要感性一点；考虑一座城市发展与变化的轨迹，我愿意推荐《南市与沙洲》《大盐仓》《毛板船》等章节，这些章节比较理性化；考虑一座城市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我愿意推荐《东方茶港》《汉阳的烟囱》等章节，这些章节涉及的是历史大变局中一座城市的变化。

李鲁平有一首诗叫《迎水坡》，“它们不是伤疤或者伤口，它们只是记录了一场洪水抵达的高度，它们只是在忧患了结之后才告诉你，什么叫迎水坡。”李鲁平说，《武汉传》其实是《汉阳传》《汉口传》《武昌（江夏）传》的合一，写作的过程，也是他第一次系统审视生活了几十年的这座城市，他对武汉的了解与认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丰富与强化。他期待与读者一起，基于多角度的感受和认识武汉，共同书写城市文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