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朴婕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已走过七十余年的历程，在各领域的实践已积累起丰厚的经验，并亟待总结为系统的理论，为推进今后的工作提供指导。近年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呼声已愈来愈响亮，文艺界也提出“构建新时代文艺评论的话语体系”，要求对历史话语资源、现实话语资源和外来话语资源进行融合吸收，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周新民教授的《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在这样的时代风潮中问世，也彰显了这一时代精神。

人之喜怒行诸言辞，文学便自在地出现；但唯有形成对文之所以为文的思考，才真正有了对文学的自觉。因此对文学经验的总结，离不开对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的整理。周新民指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固然已有丰硕的成果，在作家作品、文学教育、传播媒介、文学制度、史料集成等诸多领域形成了系统的研究，但对于文学评论的整理研究，却存在很大不足。而中国文学创作与批评相伴而生，想要全面理解中国文学的发展，需要对文学批评进行总结，对文学理论进行提炼。因此，周新民将视野集中在专业读者领域，力图通过对文学评论和文学理论的总体性考察，完善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系统。而专业研究应有专业的文体意识，不同文体有着不同的艺术特征，因此也有不同的理论系统，所以周新民强调在分体基础上，对理论进行整理和分析。此次《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聚焦小说理论，以新中国的建立为起点，总结七十余年来中国小说理论的发展进程和基本特征，为中国小说理论勾勒出完整的发展线索。

《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清晰地总结了中国小说理论生成与发展的理论资源、基本特征和发展阶段。“小说”一词在中国其来也久，《汉书·艺文志》已有“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的总结，不过当时的“小说”仍是小道，难登大雅之堂，也就缺少相关研究。近代以来，外来文学的形式和思想影响中国，形成了现代小说的形制，且小说地位日益提高，围绕小说展开的评论和理论提炼也逐渐涌现。所以探讨小说理论，通常是以西方现代小说理论为参照，来对应中国小说理论的发展。但中国毕竟已有“小说”传统，中国小说的发展就免不了既吸收外来文化，也吸收传统文化，因此，对中国小说理论的探讨，总是面对如何处理中国传统的现代化以及西方传统的中国化这两大难题。对此，周新民明确指出“现代化历史道路的牵引”和“接受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构成了中国小说理论发展的两大动力，以此为两翼，中国形成了具有民族风格的理论系统。

周新民又敏锐地指出，这一理论系统随着中国现实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变化和成熟。小说进入中国后便与社会现实紧密相关，梁启超正是通过论证“小说与群治的关系”，提升了小说的地位。因此，中国小说的发展总是伴随着社会变迁的律动。周新民在整理当代小说理论时，充分注意到这种变化历程，并根据各个时代的特征，灵活地突出各个时代最具代表性的理论样态。针对1949至1976年间以现实主义小说理论为尊的时代，周新民在总体分析现实主义规范的建构的基础上，抓住这一时期为建构现实主义规范而展开的论争，展现出这一时代小说理论内在的复杂性；针对新时期以来直至90年代初期的理论多元化，周新民抓住大量西方理论涌入后，中国文学界吸收这些理论并重建自身理论体系的路径，以扎实的理论功底提炼出这一时期中国小说理论体系的资源和建设过程；针对90年代中期以来的小说理论，周新民则格外强化了同时代批评在其中的作用，营造出很强的历史现场感，与当下现实形成紧密衔接。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是周新民专业的文体意识，使得他对小说理论的考察可以深入到边缘和细微之处。周新民别具匠心地提出小说理论的多样性，指出它不仅包括专业系统的理论著作，也包括和创作相伴随的批评，更有意识地提出作家的理论性写作也应纳入总结对象。这可谓对中国文学理论的有效补充。

在整理和总结各时代代表性理论和总体特征的同时，周新民也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小说理论发展的理解。在整理各种小说理论时，周新民并不止步于对评论文章的总结，还有意识地评析这些理论的利弊，可见周新民对中国小说理论应当达到怎样的程度，已形成自己的判断，再基于这一判断，指出文学评论可以继续发展的方向。并且，《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以对“现实主义”理论的总结为主轴，勾勒出当代小说理论以“现实主义”为唯一标准，到吸收其他标准，最后又形成多样的现实主义观的发展历程，指明了当代中国小说理论发展的主轴。结合中国历史发展来看，这也正体现了经历过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以社会主义发展为导向来组织思想文化的变革，形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处理多样文学资源的方法论。本著以“现实主义”独尊到多样化发展作为中国小说理论发展的轴线，捕捉到了当代中国文学的关键经验。这条线索在书中的浮现，体现出周新民对中国小说理论的宏观把握，也体现出他对中国小说理论未来发展的设想。

中国小说理论仍在不断发展成熟，对小说理论的整理提炼也需要持续跟进。周新民在《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发展史研究》中，透露出每个时间段都还有更多的资料可供搜集，更多的事件可供整理，更多的视角可供拓展。相信之后不久，周新民将形成更加完整的编年史研究和总结性文章，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