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汤天勇

《中国医生》系我国第一部反映新冠疫情的院线电影，上映于2021年7月，导演为刘伟强，主演有张涵予、袁泉、朱亚文、李晨等。电影以2019年12月至2020年4月为主要叙事时间，以武汉金银潭医院为主要叙事空间，讲述了该医院医生和援鄂医疗队携手共进、克服时难，从无措到成功、从混乱到有序的救治医患的故事。电影是叙事与抒情融合的艺术，更是以镜头为媒介进行言说（展示）的视觉艺术。《中国医生》入围2021年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第34届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男配角、最佳音乐三项提名，更以其强烈的真实性、震撼性与共情性激活了世人尚未封存的记忆与凝固的情感，点燃了国人悲情哀婉与众志成城交织的情感燃点，成为类型化电影的独特存在。对于电影而言，情感性与思想性的基础是文本呈现出独特的艺术性，《中国医生》不再囿于“讲怎么样的故事”，反而更加看重“怎样讲故事”，也就是说，愈发关注电影的叙事性功能。

《中国医生》具有实录性特征。所谓实录，即为“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以特定人物、特定区域和特定事件为原型进行艺术创作，以求实现文本价值意义最优化。一是故事的展开具有逻辑性。好莱坞著名制片人大卫·O·塞尔兹尼克认为：“一部电影最坏的毛病是缺乏清晰性。”“清晰性”很大程度上源于故事讲述的逻辑性。《中国医生》讲述武汉市在新冠疫情来临之前，镜头聚焦的是城市生活的喧闹与热烈，是人们的从容与悠闲，紧接着用新闻报道的形式宣告疫情发生。电影是诉之于视觉的时间性艺术，前后镜像文本与新闻文本互渗，骤然升华了文本的张力，带给观众的是猝不及防与闻所未闻的紧张感与压迫感。正是因为突如其来的冲击，读者感受到金银潭医院气氛的凝固、医护环境的混乱、医护人员的迟疑与无措、社会层面的惶恐与无力，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做到了完美融合，因为艺术之真，集中还原了生活之真与情感之真。

《中国医生》故事展开具有情理性。电影用镜头叙事，其呈现于银幕之上的是具有可视性的人物行为与事件变化，所以，故事的情理性直接源于银幕上人、事、景、物是否合乎观众基于生活与情感认知的接受阈限。具体到电影《中国医生》，作为类型电影可以风格化，但作为电影内核的故事却有效地防止了面具化与风格化。人物设置从党员干部、医院领导、主治医生、护士、病人、快递小哥、环卫工人、社区志愿者等，具有较为广泛的代表性，也都显示出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国家层面的领导睿智但不喧宾夺主，她或他们系符号化的存在，但代表着国家把控大局；院长张竞宇责任担当，但也有激切与儿女情长；援鄂医生陶峻有大医院医生的高傲，救治病伤过程中热情与专业得到充分展现；重症医学科主任文婷则是坚韧顽强与大气冷静的代表；快递小哥金仔的侠骨柔肠与快乐生活；新手杨小洋从技术的生涩到娴熟的成长……人是鲜活的人，不是被动地烙上印记的面具人。事也是情理中的事，符合彼时原生态的本事。比如，医院大量病人涌入这种嘈杂、无序、混乱，不仅是为了衬托文婷的冷静与魄力，更不是为了说明百姓缺乏文明与理性，而恰恰是百姓基于不明情状最为真实的反映与做法，是源自求生之本能的行为。镜头还适时切换至武汉具有地标性的黄鹤楼与夜景风光，其不仅作为风景标识存在，实际上与故事发展同步同频。武汉夜景，主要出现于呈现援鄂医生陶峻与吴晨光的思亲、内心焦虑之时，体现了景色与人物发展的吻合推进。

文学艺术因为上层建筑属性不可能自裂于意识形态，病患与灾难的救治过程也不可能不渗透情感，这种题材类型较为特殊的电影往往会被深深烙上主旋律的印记，很容易背负说教或煽情之嫌。《中国医生》的“实录”叙事已然成了双面镜，一面显示着电影艺术创造性，一面也显示着极易招致宣教之质疑。《中国医生》有效地避免了过度渲染政治教化、道德感化与情感热化，将“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围裹在镜头推拉跟移中。

电影在突出金仔夫妻情深意浓和对未来生活畅望时借助音乐来渲染，依然是走了情感影视剧的老路子，但在文本构成上融入新闻元素，形成双线叙事的互文性结构。两种不同的艺术形态共通跨界：一方面两条线索相互支撑，并轨而行中强化故事真实性与客观性；一方面以画外音形式与镜头画面形成互证，保证故事演进的有序与完整；一方面也因为新闻的“实话实说”一定程度上淡化特殊题材容易泛起的过度抒情。当然，电影的艺术性得力于主创团队的创造性构想与剪辑，把新闻的时间性和镜头的空间性和谐汇融，辅之于联合国卫生组织与国家卫生部门观察者的视点，国家主题巧妙融进而不显得生硬与直露，集体主义的抒情实现了灵活性自限。

电影能够巧妙地将“大我”植根于“小我”情感充盈中，不失为弱化观众对影片泛政治化焦虑的有效策略。虽然张院长在动员全院医护参加抗疫时不乏具有我国特色性动员话语，但相对于诸多主旋律电影而言，已经将直白宣传隐藏，因为作为天灾，作为影片放映的2021年，新冠疫情已经是危及全人类的灾难，人类命运与共，情感共鸣。《中国医生》用“小我”的情感（文婷与快递便利店老赵、张院长夫妻、金仔夫妻、吴晨光夫妻、陶峻与杨小洋、陶峻与吴晨光等）征服了亿万观众。情感是朴素的，没有渲染与夸饰，但我们在张院长夫妻的约定、吴晨光的表白、金仔夫妻畅想中感受到情感的升腾。正如托尔斯泰所言：“艺术是这样的一项人类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志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情感所感染，也体验到这些感情。”这些情感又是真挚而自然催发的，卸去了行业剧职业套装下偶像剧的包裹，具有坚实的情感生发的现实基础。《中国医生》的镜头叙事既重视因果与时间关系，因之故事得以完整有序呈现，又重视情感生发的空间性，观众藉此会产生强烈的在场感。正是诸多“小我”情感叠合，组构成电影文本背后光亮的“大我”，不仅凸显了文本之核的“故事”与“人”，也凸显了电影文本的艺术性与审美传达。

《中国医生》作为类型化电影，实现了观众记忆召唤与情感激活，达成了一定程度上的认同，但更为重要的是彰显了普通人精神的博大与高贵，显示出国家意志艺术化形塑的努力与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