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06月16日

于无声处听惊雷

——中共一大百年回望

观众在中共一大纪念馆的“日出东方——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历史组画前参观(6月8日摄)。 (新华社发)

站在当下,回望百年,我们把历史的长镜头对准1921年。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在寻常日子召开的、在当时报纸上没有一点报道的会议,无声,却有力地,在风雨如晦的中国大地炸响了开天辟地的惊雷,为波澜壮阔的奋斗史诗写下了光辉的起笔。

在旧报章里,在泛黄的档案资料里,在亲历者的回忆里,我们还原那些曾经模糊的细节,探寻历经百年愈加清晰的大义。

“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

1921年7月23日,上海法租界一幢位于望志路106号的石库门房子,是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俩一年前租下的,外界称其为“李公馆”。屋内,31岁的李汉俊正等着他的客人。

过了一会儿,客人陆续来了,多是年轻模样,但打扮各不相同,有穿长衫的,有穿中山装的,有穿西装的,有人留着八字胡须,也有人一脸稚气……另有两名外国人,高鼻梁、目光敏锐。之后几天,同样的人又来了“李公馆”几回,其间他们还发生了多次“有力的争论”,但再见面时却看不出什么不愉快。

直到7月30日晚,李汉俊和朋友们的聚会,因一名陌生男子突然闯入而就此打断。

“我只是记得有一天,我回到家,一进门就发现天井里有些烧剩的纸灰,厨师老廖告诉我说,有法国巡捕来搜查过二先生(指汉俊)的房间,并说没有抓人。”李书城爱人薛文淑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

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

当时的绝大多数上海市民、中国民众决不会想到,在自己陷于艰辛困顿之际,一群平均年龄28岁的志士,已经悄然成立了一个政党。这个政党,将彻底改变这座城市、这个国家,乃至今后的世界大格局。

“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

1921年,23岁的王瑞俊写下《肇在造化——赠友人》:“贫富阶级见疆场,尽善尽美唯解放。潍水泥沙统入海,乔有麓下看沧桑。”

怀揣这份憧憬,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王尽美,志在实现国家和民族的“尽善尽美”。

他寄予希望的方式,是唤醒劳工,通过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

1921年6月,湘江之畔,28岁的毛泽东接到一份“开会通知”,其中要求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各派代表两人,尽快到上海开会。

毛泽东兴奋不已,立即与何叔衡谋划秘密启程。

“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与何叔衡在《湖南通俗报》共事的谢觉哉在日记里这样写道。

谢觉哉后来解释,5个圆圈指“共产主义者”,因怕泄密,故用圆圈代替。

发出这份“开会通知”的,是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这是中国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今南昌路100弄2号)成立,陈独秀为书记。

一封封信函由上海发出、一个个“使者”从上海走出,革命的火种散播开去。此后一年时间里,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东京、巴黎等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陆续成立。这既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写下了生动续章,更为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奠定了重要基础。

“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有终日不得一饱者,亦有兼日而食者,饥饿难忍,则潜至巷尾常于垃圾堆中,拾取人家所弃之腐鱼臭肉……”1920年9月,陈潭秋在《汉口苦力状况》一文中悲悯地写道。次年,陈潭秋作为武汉代表参加了中共一大。

1918年11月,天安门广场,李大钊发表《庶民的胜利》演说。他热情洋溢地告诉世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

没有人生来就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十月革命的胜利,让苦苦寻路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真切地看到一幅充满希望的图景。

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8卷1号上,陈独秀发表《谈政治》一文。文末,他庄严宣告:“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

学者认为,这篇文章是陈独秀思想的分水岭。此后,这位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彻底从一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参加中共一大前的几年间,20来岁的毛泽东在家乡看到了人民的艰难、官僚的麻木,立志要改造这一切。他创办《湘江评论》,在创刊宣言中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在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影响下,毛泽东于1920年夏确立了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认定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

1921年1月,毛泽东复信蔡和森,对其提出的“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明确表示:“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在中国知识分子思想发生转变之时,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在变化。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总数达200余万人,仅上海就有56万人。严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锻造了上海工人阶级极强的反抗性。

1920年末,《共产党》月刊对当时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作出乐观预见:“照这样发展下去,不出三五年,上海劳动界,必定能够演出惊天动地打倒资本制度的事业来的。”

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具先见的判断——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工人阶级,一旦与代表先进文化的马克思主义结合,必将迸发出无比巨大的力量!

“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

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这个秘密会议,四周暗流涌动。

参加会议的包惠僧回忆,7月30日晚,宣布开会不到半个钟点,一个陌生的中年男子闯进了会场。“我们问他干什么?他把我们看了一眼说:‘对不起,我找错了地方’,就匆忙下楼去了。马林则很机警地说:‘一定是包打听,我们马上解散,再定期开会。’”

果然,十几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会场。上海的会议不得不告一段落,代表们从石库门出发,登上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大会在紧张气氛下继续进行……

从上海到嘉兴,一周多时间里,代表们操着天南地北的口音,热烈探讨改造国家的办法。分歧与争论,折射政党初创时期的真实状态。13位代表在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前,有人主张“实业救国”,有人信奉“改良主义”,还有人宣扬“无政府主义”,即使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每个人的理解程度也不尽相同。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这些年轻人时不我待地扛起了救亡图强的责任。“一经掌握马克思主义,就想马上用于改造世界。”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说,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鲜明特性,就是永远追求真理、勇于修正错误,最终使党从幼稚走向成熟。

13位代表中,8人有大学学历,其中4人留学日本、3人就读于北京大学,而在当时,全国能接受现代教育的人口不到1%。以他们的学识,足可衣食无忧。参与建党,投身革命,乃至牺牲生命,他们追求的不是个人命运的改变,而是苦难民族的新生。

正如1920年陈独秀在《欢迎湖南人底精神》一文中关于生命的探讨:“你见过蝗虫,他们怎样渡河么?第一个走下水边,被水冲去了,于是第二个又来,于是第三个,于是第四个;到后来,他们的死骸堆积起来,成了一座桥,其余的便过去了。那过去底人不是我们的真生命,那座桥才是我们的真生命,永远的生命!”

尾声: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地火在地下奔涌,即将冲破地面;雨云在天边翻滚,即将炸响惊雷;晦暗在黎明前挣扎,一轮崭新的红日就要喷薄东方!

那幢石库门房子里发生的事情,除一度遭到暗探和巡捕骚扰外,在当时并未引起社会的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长条桌边的年轻人,文质彬彬,而内心火热,当他们起身没入人海,没人想到,一股红色激流就此改变了中华大地。

只有穿透历史的烟云,才能看清决定命运的关键时刻——那一扇并不宽敞的木门,开启了古老中国走向新生的壮阔征程;那一叶吃水不深的红船,承载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大梦想。

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我们应当缅怀,永远缅怀那些在沉沉黑夜中点燃火种、献身光明的人。我们更应自信,这个走过一百年的伟大政党,之所以彻底改变了中国、深刻影响了世界,只因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作始也简,将毕也钜。因为相信,所以看见。

(据新华社上海6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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