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16日

充分发挥科技创新的制度优势

□ 黄涛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要求。发挥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推动科技创新,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重大科技活动组织实施的重要经验。本文从国际科技发展趋势、国内历史文化背景、现实效果评价、科学研究特性、概念内涵界定五个维度,探讨科技创新“举国体制”的历史必然、中国特色、竞争优势、边界划分和作用范围。

从“大科学”发展趋势来认识科技创新“举国体制”的历史必然

二战以后,科技发展体现出“大科学”的趋势:规模大、数量多、影响大以及有组织性和计划性,“大科学”成为科学发展的重要模式。一些发达国家在实施登月计划、导弹防御系统等方面采取了“举国体制”,国家意志支配着科技活动的过程和方向,科学技术成为实现国家目标的手段。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与大科学发展所要求的协调统一有内在的契合性,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特点,等等,使我国在长期的科技创新体制运行中往往通过集中管理的方式进行科研攻关,在组织和管理上形成独具中国特色的科技创新举国体制,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因此,我国采取科技创新举国体制是实施“大科学项目”的必然选择。从中国重大科技项目发展状况来看,每一次重大科技项目的突破都离不开“举国体制”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科技创新举国体制不同于发达国家的“大科学”,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的科研基础相对较为薄弱,因此,要赶超发达国家,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还要更好发挥好政府的作用,特别是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强统筹协调,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集中力量办大事,抓重大、抓尖端、抓基本,形成推进自主创新的强大活力。”

从历史文化背景来理解科技创新“举国体制”的中国特色

我国实施科技创新“举国体制”具有广泛而深厚的社会基础,万里长城、大运河等巨大工程,一定意义上是举国体制所成就。中国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它与中国民众的民族情感汇合就会释放出巨大的精神力量,这是构成中国科技创新举国体制不同于其他国家运行机制的重要动力资源和道德基础。举国体制一定意义上是国家动员体制,是中国模式的一部分,可以追溯到中国数千年的传统,修筑万里长城、开凿大运河就得益于国家“一体化”的组织计划,该计划的执行和控制需要国家最高权力的保障。当然,旧社会的“举国体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举国体制”毕竟不可同日而语,但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传统又有某种相沿性。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赋予新型举国体制以崭新、科学的内涵,必将推动我国科技创新迈上新台阶。

从现实效果评价来看待科技创新“举国体制”的竞争优势

通过我国顶层设计的制度安排,满足国家利益的刚性需求,这种独特的体制优势一直是中国国家竞争优势最为关键的一部分。一是效率上的“集中力量办大事”。“两弹一星”、三峡工程、青藏铁路、高铁项目、南水北调、西气东输、5G网络、“神舟”飞天、“嫦娥”奔月、“蛟龙”入海等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均是在“举国体制”下完成的,其首要优势是国家动员和调动科学技术的能力,国家能力强,特别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总体效率高,能够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国家自主性程度高,能够在国内甚至跨国动员各方面智力、技术与配套能力。科技创新举国体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具有高效率。未来学家奈斯比特对中国体制的这种优势多有褒奖,称该体制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指令和自下而上的参与,在集中体制资源、集中民智、集中民力、解决诸多重大难题上,表现出惊人的高效和务实。二是精神上的强大的社会凝聚力、强烈的国家认同感。科技创新举国体制是建立在中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基础上,是熔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于一炉的民族精神的结晶,能够催生汇聚全国的精神力量,提升公众对国家实力的整体认知,其所带来的发展成就远远超出为项目本身所付出的代价。“举国体制”所获得的直接利益是显而易见的, 而间接利益、隐性利益(如政治利益、形象利益)则显得更为重要。三是体制上的科学决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运行过程中具备得天独厚的优势,无论作何决策或者任何行为都不忘记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努力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党和政府做出任何决定和行动,都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从而能够使决策更为科学合理,不受别的因素所干扰,这些特点是西方国家所不具备的。举国体制是建立在在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的基础上,实施全国性的集中统一协调行动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因此从形式上来讲,举国体制既是一种工作机制,更是一种政治实力,其优势可体现为“集思广益、民主决策,调查研究、开放决策,实事求是、理性决策,长短兼顾、正确决策”。

从科学研究的特性来划清科技创新“举国体制”的政府界限

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存在不确定性的特点,需要充分考虑大科学与小科学的关系,科学研究的组织性与自组织性,在举国体制与分散治理之间寻求合理的平衡点。一是注意区分大科学与小科学的关系。有学者指出,小科学对科技的进步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既要追求大科学的价值,同时也不能忽视小科学对科学研究的独特贡献,因此政府应该创造优良的科学环境,既让大科学的参天大树蓬勃生长,也让小科学的花朵竞相开放。科学发展具有不可预测性,一方面要加强对“大科学项目”风险性的研判与预防,另一方面,在资源有限条件下,也要适当关照对小型研究计划的投入,防止小型研究计划资源的萎缩。二是科学研究的组织性与自组织性。重大的科学成就并不完全是通过组织和计划取得,学者个人的独创性研究是科学进步的首要条件,要把学者个人的独创性研究与外部组织的规划有机结合起来。科技创新是一个复杂的不确定性过程,科学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领域的创新更是难以预先设定和人为策划。我们既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举国体制“速成”和“集成”的制度优势,也要注意挖掘科技创新本身的自发性和原始性巨大潜力。

从概念内涵界定来明确科技创新“举国体制”的作用范围

人们一般把“科学”“技术”“创新”与“工程”等概念混为一谈,笼统地称为“科技创新”,把举国体制理解为政府包揽一切,甚至举国就灵,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应在界定科学、技术、工程、创新、举国体制等概念的基础上,辨析举国体制与大科学的区别与联系,明确科技创新举国体制在科学、技术、工程、创新等不同领域的作用范围和方式。“科技创新举国体制”牵涉到科技的“名”与工程的“实”、政府规划性与科学自主性、存在的历史必然性与现实的局限性等问题,需要我们遵循科学规律,以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科学研究需要社会和国家的必要支持,也要处理好有形之手与无形之手的关系。举国体制可以在工程科技领域集中资源,在军工国防等领域有所突破,但不能忽略基础科学领域的自由探索。政府既要贯彻国家意志,实现国家战略目标,也要维护和激发各类科技活动主体的活力。

(作者系武汉科技大学文法与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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