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迅

近十年来，地方化书写浪潮此起彼伏，一派热闹景象。以邓一光、南翔为代表的南方书写，以双雪涛、班宇为代表的新东北书写，以林森、孙频为代表的海洋书写等，都是近年来出现的以地理空间命名的创作现象，成为新时代文学的生长点。那么，作为荆楚文化发祥地，湖北省江河文化底蕴深厚，能否成为文学创作的生长性资源？基于这样的疑问，笔者试以陈应松的荆江题材小说为个案略作探讨。

与陈应松“神农架”系列相比，“荆州”系列似乎较少受到关注。陈应松的出生地湖北省公安县位于长江中下游荆江分洪区。早期作品《黑艄楼》《黑藻》《大街上的水手》《归去来兮》等聚焦于荆江段区的水乡世界，驳船、铁锚、洪水、江面、艄仓、江猪等，是其叙事空间的主要构件。在荆州市委挂职后，陈应松开始对长江的二次书写，创作出《滚钩》《野猫湖》《无鼠之家》《祖坟》等力作。其中《滚沟》被众多选刊转载，获十月小说奖、小说月报百花奖、中篇小说选刊奖等。与第一次水乡书写相比，二次书写视野更加开阔，笔触更为从容，审美路径多有拓展。

母亲河长江在陈应松的小说中，并不只是背景性的存在，而是作为一种功能性审美元素参与叙事的，关乎着小说情绪的流向，影响着故事情节发展，关联着人物的命运轨迹。公安县境内河道纵横，是地地道道的水乡世界。县城斗湖堤依傍长江干流，有十四条支流从境内穿流而过，如虎渡河、松滋河、藕池河等。陈应松自小生活在这样的地理空间，这是文本分析的重要参数。陈应松说：“一直以来，长江和她周围的河流都反复出现在我的梦中。这句话就像诗，但事实如此。”显然，长江已经沉入作家的潜意识，塑造了创作主体的人格和心理，也潜在影响作家的写作观念和审美表达。他又说：“长江的水将永远流淌在我的作品和生命中。”长江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家乡符号，而且作为精神原乡在陈应松文学想象中发挥审美作用。

长江作为空间元素，参与了小说人物的建构。这个意义上，陈应松的写作就成了他与长江的对话。陈应松的文学想象依托于他的船工和知青的经历，在船工劳动与世俗日常的描绘中建立起小说叙事的物理逻辑，构筑了由矮子、拐子、黑秀、下派船业社的知青“我”等组成的形象体系。而这些人物给人强烈的陌生感，因为这里面既有魔幻神秘的元素，形成了神秘怪诞的审美路数。矮子、拐子等人物，不仅肉体残疾，精神上也是病态的。这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韩少功《爸爸爸》中智力障碍者炳仔的形象。然而对此，陈应松并不完全抱以批判的立场，也就是说，叙述者的立场并不等于作者的立场。作者从长期水上生活对人的影响出发，揭示了与陆地隔离的水域空间对人的精神的异化。从《黑藻》不难看出，拐子在陆地与水上频繁往返，却无法改变自己的悲剧命运，这恐怕是作者真正所要探讨的命题。《滚钩》中史壳子所把持的捞尸“江湖”同样是一个变异的世界。史壳子与成骑麻们被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在打捞失水大学生态度上超出了人之常情的范围。这种扭曲心态直接导致在江面与陆地之间“人道”与“反人道”的对峙格局。更重要的是，作者通过成骑麻作为捞尸工的悖论性生存，强化了人性深度。这种悖论结构在《黑艄楼》中表现为“我”与矮子待遇的反差。从审美路径看，作者把知识个体置于非文化的水域空间中加以考察，形成了强烈的反讽效果。

与当代很多作家相似，陈应松也是以诗人身份登上文坛的。写诗的经历，深刻影响了其观察世界和感受世界的方式，使其形成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兼容的风格。一方面，《滚钩》这样的作品主要是现实主义的，对现实中社会焦点事件抱以热切关注，显示了知识分子的道义与担当。另一方面，由于作者把“我”的情绪心理融入江河、船体、黑艄楼、漂流木等物象的描写中，又使小说叙事不乏主观抒情色彩。具体来说，小说主人公亦是叙述者，在故事的讲述中往往被自我边缘化。他们通常是以旁观者或局外人的身份参与到故事中，为小说的叙述提供了客观化的立场，营造出逼真的艺术幻觉。这缘于作者对现代小说美学的领悟。同时，陈应松的诗人气质为其长江书写罩上了抒情色彩，这不仅表现在地方风物与江河意象的描写，同时指向主人公精神意绪的袒露与抒发。这看似与郁达夫的“自叙传”、沈从文的湘西书写一脉相承，但从人物形象体系来看，公安县作为抗洪抢险前线的区位特征使这里的人不免强悍、坚韧而率真，这种地方性格，显然又与郁达夫小说中的苦闷意识、沈从文小说中的和谐人格相区分。

文学意义上的“空间”是主体学概念，灌注了作家的生命体验。陈应松的长江书写只是属于荆州段区，无论是人物的构造还是故事的讲述，都具有鲜明的江河叙事特征，同时也浸透了作者的情感体验，反映了以水域特征为核心的地方人文精神生态。值得注意的是，荆州方言土语的使用和风俗画描写，洋溢着浓烈的荆楚文化气息。这样的文学地理空间与苏童《河岸》中“苏版”长江、与残雪《水乡》中“湘版”长江相比，显出迥异的美学气息。陈应松以极度压抑的情绪空间建构、主观抒情的审美表达，以及逼近人本的现实主义书写，丰富了当代文学的空间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