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聪

湖北的儿童文学有着深厚的现实主义传统，从日常生活中着笔，与现实保持血肉关联，关注孩子们的成长，是一些作品共有的特征。以作家舒辉波为例，他近些年推出了“舒辉波战争与成长三部曲”“舒辉波生命成长系列”“舒辉波生命教育童话”，以及《逐光的孩子》《听见光》等作品，成果丰硕。这些作品延续了传统的现实主义精神，聚焦“生命”“成长”“战争”等关键词，从历史和现实中选取素材，对孩子们的成长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舒辉波在题材上独辟蹊径，其作品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品格，不论是《逐光的孩子》中对支教老师和林区学生生活状态的呈现，还是“战争与成长三部曲”中对战争的思考，抑或是《听见光》中以非虚构的写作方式对盲人张哲源内心世界的倾听，对现实的介入性是这些作品突出的特点。此外，新月的长篇小说《龟说》是一部源于现实又充满虚构和幻想色彩的作品，在现实与虚构之间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写出了现实的异质性。在叙事策略上，《龟说》主要采取了两条并行的线索：以家庭生活和校园生活为基石的现实叙事，以龟族生活为外延的超验书写。

林彦的长篇小说《九歌》是一部典型的再现“中国式童年”的作品，小说以江南的栖镇为地理坐标，建构了一个古典的、诗意的、缓慢的文学时空。在叙事形态上，多采用回忆性的叙事，重返八十年代的江南日常生活，成为《九歌》这部小说的叙事动力。《九歌》中出现的地名、店铺名、民谣、歌曲等，都带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在结构上，《九歌》采取的是“网格状”结构，围绕阿黎的九首诗歌，派生出九章，然后每一章前植入一首诗歌，诗歌中又嵌入一些小节名，九首诗歌共衍生出五十四种意象，这些意象共同编织出一张精巧的时空之网。“网格状结构”与按照时间发展的线性叙事完全不同，它将时间顺序、逻辑关联全部打乱，拒绝连贯性，在文本特征上呈现出碎片化、绵密性、交互性等特质。废斯人的短篇小说《你好，怪人》在结构上的探索值得肯定，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我”的视角讲述了主人公与疾病的对抗，“我”幻想自己背上长有一个鼓包，鼓包在小说末尾幻化成一双极具象征意味的翅膀。在小说中，大千是一个重要的人物符号：一方面，大千是“我”臆想的产物，他鼓励“我”积极乐观地生活，重新认识自己，勇于战胜病魔；另一方面，大千与抗洪中牺牲的军人父亲，可能存在着身份上的重叠。

在题材的拓展方面，湖北儿童文学作家的尝试可圈可点。例如，彭绪洛在历史题材上的耕耘，他的《盘龙古城大冒险》三卷本，是讲好湖北故事的直接体现。这部作品将历史知识、文学想象、孩子成长经历融合在一起，倡导塑造孩子敢于冒险、阳刚向上的良好品质。邹超颖一直专注于“城市成长小说”的叙事探索，从早期的《目目鱼复仇记》到《坐彩虹滑梯的外公》《橘豆的茧》《不完美男孩》，再到《一勺月光一勺糖》，在儿童成长小说的谱系中，她一直在试图建构属于自己的“城市成长小说”的空间美学。从小说的空间叙事来看，主要集中在城市景观的呈现上，无论是城市环境的描写，还是作品中提及的小区、别墅、超市、斑马线、公园等词语，这些代表城市空间或都市生活的符号与传统意义上的乡村成长小说有着明显的艺术分野。与林彦的《九歌》采取的回忆性叙事不同，《不完美男孩》是一种面向未来式的写作，基因改造、π盒子、外星球……是《不完美男孩》的核心词语。如果说《九歌》再现的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完成式的童年经验的话，那么《不完美男孩》书写的则是一种可能存在的、不确定的童年经验。

从主题上看，聚焦成长期的孩子心理，绘制人物的心灵图谱，是一些湖北儿童文学作家共同的艺术追求。例如，黄春华的长篇小说《白鹅小巫》，它讲述的是女孩心理自救的故事，不论是城市女孩赵心然，还是乡村留守女孩小巫，她们的心理嬗变才是作者叙述的焦点所在。陈梦敏的《假装被风儿吹走了》《正在消失的照片》等作品关注孩子的成长经历，属于典型的“心理型”儿童成长小说。《假装被风儿吹走了》再现了校园生活中女孩的敏感、嫉妒、孤单、自卑、善意等心理，也展现出个体在面对家庭变故、生活变动时的脆弱、坚韧与乐观等心理状态，成长期女孩的身体审视、身份焦虑等也是作者思考的命题。《正在消失的照片》写的是一个名叫小璞的男孩在父亲去世后的心理自救历程，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来回穿梭，男孩心中的痛苦、孤独、寂寞等心理被精准地传递出来，唯有来自亲人与朋友的关爱、陪伴，才是男孩摆脱永生之城、重返现实世界的有效手段。小璞从失父之痛的心灵创伤中走出来，是个体实现精神成长的必经之路。九九的长篇小说《牛背雨》从一场雨中的射箭起笔，写出了主人公复杂的心理变化。雨是小说中重要的意象。血液、雨水、尿液，三种不同成分的液体折射出折耳丰饶的内心世界。正是这些作家们对现实主义文学精神的传承，在作品形式上的积极探索，并努力地拓展儿童文学的题材和主题，近些年湖北的儿童文学创作才呈现出异彩纷呈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