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日报见习记者 王艳华
访谈嘉宾
黄卓 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戚聿东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院长
陈斌 华中科技大学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谭敏 中国信通院工业互联网与物联网研究所武汉运营中心主任
阅读提要
政府、高校和企业三个主体相对比较独立，且功能不同，要形成合力，就需要纽带联结。政府牵头打造的智库可作为重要纽带之一，吸引高校研究资源，投资孵化出成果后，直接对接企业。
打造全国科技创新高地，湖北应进一步把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推动从科教强到创新强、产业强、经济强，加快形成区域创新生态。
看待和发展新兴数字产业，要有全国乃至全球眼光，推进跨区域协作和资源调度。
建设高质量数字要素市场，激发数字消费潜力
记者：数据是新型生产要素，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基础。从现实情况看，释放数据要素潜能、激活数据要素价值仍面临一些问题，比如数据要素流通市场机制尚不健全，数据要素共享开放还不充分，等等。就湖北而言，如何进一步挖掘数字化供需潜力？
黄卓：当前，数据要素价值释放尚不充分，总需求仍然面临不足。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大企业对高质量数据的需求难以得到满足；中小企业囿于自身实力暂时还缺乏规模化数据需求。加强高质量数据供给，应以公共数据为突破口，探索公共数据确权授权机制、完善公共数据监督管理制度、加强公共数据流通安全保障、营造公共数据多元应用生态，切实推动公共数据高效利用和充分供给。提高中小企业数字化水平，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专项资金的引导作用，优先支持“链主”企业带动“链星”中小企业发展。同时，充分发挥金融科技的赋能作用，鼓励金融机构利用金融科技优化信用评价模型，创新普惠金融产品，拓宽中小企业转型融资渠道。
陈斌：推动数据要素价值释放，构建“数字要素市场”，可以从两方面着力。一方面，以供促需，双向联动。湖北可以进一步以打造行业样板企业、龙头企业为目标，推动数字核心产业发展，提高数据要素挖掘深度和数字应用研发能力，用数字产业供给牵引数字要素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发挥市场优势，用“生产+消费”撬动数字需求。湖北拥有扎实的工业基础和庞大的工业数据应用场景，可以充分发挥这一优势推进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融合，借助生产端数字化引导消费端数字化，发挥消费群体较为年轻的优势打造数字新消费场景，充分激发数字消费潜力。
优化创新创业生态，做优“软环境”做实“硬支持”
记者：目前，湖北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数字产业化关键领域还比较缺乏区域标志性和行业标杆性的龙头企业。要培育壮大一批数字核心产业和企业，各方如何打好支持发展壮大的“组合拳”？
陈斌：“组合拳”的关键，其实就是要“软环境”和“硬支持”有效配合。“软环境”主要指政策制度软环境。相关部门要进一步打开市场之门，规范引导并积极鼓励市场主体参与，激活民间资本活力。通过出台切实可行的奖励政策，加大对新基建、工业互联网等方面的资金支持，进一步贯彻执行负面清单制度，激发社会创新活力，鼓励新业态、新市场、新技术领域的探索。“硬支持”主要体现在多级金融市场和多元基础设施的支持。个体户转为企业的背后是经营成本的问题，小企业转化为规上企业是市场门槛和机会的问题，规上企业变为股份制企业以及股份制企业上市则与资本市场结构紧密相关。企业在各个生命阶段的资金和基础设施需求不同，要实施市场主体培育计划，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给予不同的帮扶。
戚聿东：发展数字经济有赖于数字支柱产业和企业。要在“光芯屏端网”等重点产业集群基础上，进一步做强做优相关数字企业，按照建设一流创新生态和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政产学研协同发力，推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相结合。湖北应当发挥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较为集中的优势，以创新带动创业，以创业促进创新，加大科研成果转化力度，实现数字产业化。要立足于实体经济，加快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产业数字化。通过统筹规划，发挥政产学研各方主体特别是企业主体的积极性，政府则着力在营商环境优化和政策组合设计上下足功夫。
政策牵引+企业主导，打通创新成果转化通道
记者：在推动核心技术突破和创新方面，政府、企业、高校等相关科研机构，如何形成合力，在用好湖北创新资源的基础上，推进科研成果转化落地？
谭敏：政府、高校和企业三个主体相对比较独立，且功能不同，要形成合力，就需要纽带联结。政府牵头打造的智库可作为重要纽带之一，吸引高校研究资源，投资孵化出成果后，直接对接企业。
在创新资源转化落地问题上，光靠政府砸钱不可能砸出一个产业，这就需要企业尤其是龙头企业来带动。对于大企业来说，让它自己去揭榜挂帅项目，想要研究什么东西直接和高校对接，就会更有效率一些。对于中小企业来说，对那些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以及“小巨人”级别的中小企业、行业赛道里面的隐形冠军，对它们的资金扶持可以直接一些，因为这些企业很多时候自带创业基因，很有可能是来自高校的一些比较有能力的师生。
黄卓：打造全国科技创新高地，湖北应进一步把科教资源优势转化为创新资源优势和人才优势，推动从科教强到创新强、产业强、经济强，加快形成区域创新生态。
建好用好高能级创新平台，积极争创国家实验室和国家实验室基地，争取更多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国家基础科学中心等重大创新平台布局。积极搭建开放的公共研究开发平台，建立相关领域的科学基础数据库，实现平台内科技信息的公开与开放共享，促进主体协同创新。
培育壮大更多科技型头部企业，提升企业在科技项目形成、组织和资金配置等方面的参与度和话语权，建立以企业为主导的产业技术研发创新体制机制。进一步突出市场导向，完善成果转化全链条服务，围绕源头供给、渠道畅通、转化服务、产品应用、成果评价等关键环节，大力推动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供需联动，打造工业、产业互联网和超级平台
记者：近年来，湖北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行业平台型企业，在工业互联网建设上卓有成效。湖北如何用好平台经济的优势，更好服务数字湖北建设？
陈斌：平台最大的意义在于“连接”，连接数据要素与传统要素、实体生产与数字服务、供给主体和市场需求等。平台可以有效促进虚实结合、串联供需，有助于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深圳是数字产业带动，杭州是数字服务带动，湖北则要走“工业互联网+数字服务”的双核驱动路径。利用好工业互联网国家节点的优势，打造中部地区辐射全国的工业数字平台，形成供需双侧联动的良性体系。建设具有工业生产基础、有庞大消费市场支持、供需协同的“数字湖北”格局。
戚聿东：我国“数字人口”多，数字技术应用场景广泛，超大规模数字市场优势明显。同时，作为世界第一制造大国，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空间广阔。制造业需要主动拥抱数字技术，与平台企业深入合作，平台企业也要凭借数字技术优势向制造业进行渗透和赋能，实现优势互补。
超级平台的打造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项系统工程。要坚持创新驱动和用户价值主导，实现组织结构网络化、扁平化，营销模式精准化、精细化，生产模式柔性化、智能化，产品设计版本化、迭代化，研发模式开放化、开源化，用工模式多元化、弹性化，等等。
发挥比较优势，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记者：相较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这几个我国数字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区域，中西部地区发展相对落后，未来，在相关省份各自形成相对明显的优势、形塑数字经济基本结构的态势下，湖北要继续在数字化发展赛道上发力，要发挥哪些优势、突破哪些难点？
陈斌：发展数字经济，湖北主要有三点优势，一是雄厚的工业基础和基本成型的工业互联网。湖北是工业重镇，具有较为完整的工业产业链和多层次的企业集群，是国家五大顶级节点之一。二是数字技术人才储备充足，湖北的高校基础、人才和科研机构优势突出。第三是地理和区位优势，在前十名的城市中，中部地区仅有湖北武汉，可借助工业互联网整合中西部地区的工业资源，形成合力。
针对数字产业缺乏标志性企业的难点，湖北要提供符合企业生命周期的政策支持和市场主体培育计划，畅通企业个转企、企转规、规转上市的发展渠道，增强源发性创新能力，促进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发展。要推动科研人才储备转化为科研成果，科研成果要能够落地转化成生产进步和产品升级。要畅通产学研一体化渠道，用需求引领创新，用问题指导科研，打造数字化样板工程，以点带面，加快数字化成果落地转化以及进一步扩展应用。
黄卓：推动数字经济长远发展，湖北要打造具有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和标杆型龙头企业。首先，要充分重视基础研究作为数字产业创新链源头的先导作用，全力推动关键核心技术实现原始创新和突破，加快光电子信息等优势领域数字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掌握更多制胜未来的技术。其次，围绕人工智能、集成电路、光电子信息等国家战略方向，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链主”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发挥集聚效应。再次，在数实融合中锻造长板，提升数字产业集群在数字技术、数据、场景、平台、解决方案等方面的发展能力，围绕数字化技术服务商、开源社区、产业互联网平台等进行生态共建和多方协同。
推动跨区域协同，放大空间溢出效应
记者：发展数字经济、推动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是可能的吗？
谭敏：在产业以全球为范围来配置资源的背景下，地方只能承担一个大型产业链中的一小部分，不可能全覆盖。因此，看待和发展新兴数字产业，要有全国乃至全球眼光，推进跨区域协作和资源调度。中国的东数西算工程也有一部分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黄卓：与传统产业集群的物理聚合不同，数字产业集群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辐射半径更广、带动能力更强。成熟的数字产业集群，对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在我国，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三大数字产业集群发展的核心区域，相互协作，各有所长，形成一定的“极化”效应。
不管是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数字产业布局，应当坚持“全国一盘棋”思维，结合全国算力“一张网”布局思维，加快推动出台数字产业集群全国一体化布局规划，以数字产业的合理空间布局，进一步夯实国家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